继上述“短评”以后，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是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神州日报》在1911年11月2日这天，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这三封电报是：

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

“全国同胞公鉴：救亡之策，惟泯汉满，和革党，调新旧，速建联邦共和大国，优养废帝后，不可迟疑失时。……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迎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方不可折入满洲，存帝自扰。即为满人计，亦宜如此。……华侨泣血布各报。”

留德学生电

“各报馆鉴：主张自开国民会议，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已电资政院。留德学生。”

旅美芝加哥华侨电

“各报馆鉴：项城宜于汉族总统，勿任满洲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旅美学商全体一致。旅美芝加哥华侨公电。”

《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在《再告袁世凯》中说：

“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后，该报又于11月15日，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沈朵山、孙星如二人来稿——《新国家建设之谋划》(续)一文说：

“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联合已告独立各省，公举夙负名望之人为代表，造袁往请，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则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著也。”

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黄兴在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也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

早在黄兴写这封信以前，湖北军政府和已独立的南方其他各省军政府，已经确立了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举袁做第一任大总统的方针。江海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11月9日致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的报告说：“黎元洪宣称，他已通电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页。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二十七报于9日上午的报告：“传说黎元洪曾对某外国人谈，现在中国各地革命军之五个司令官均已同意函请袁世凯担任中华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云。”《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一号，第563页。正是因为已确定了这个方针，所以，11月11日，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谈判时，黎对刘、蔡说：“予为项城计，即令返返旗北征，克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辛亥革命》(丛刊本)(八)，第66页。当时，《神州日报》也公开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现袁对此事之答复，犹豫未决。”《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2日，北京电。“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彼举为第一总统。”《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3日，汉口电芜湖转。过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论著，多把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的制定归之于当时像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挤进革命阵营所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渗入各个革命的军政府，他们对这种“举袁”方针的制定有影响是事实，但并不是主要的。11月初，南方各军政府确立这个“举袁”的方针时，离武昌起义尚不到一月，事实上，当时在各个军政府内部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的发言权并不大。上述《民立报》和《神州日报》所发表的言论，足以有力地说明：袁世凯如果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的确定，起主要作用的并非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人，而是当时在革命党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认为袁世凯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举袁”方针的确定，应该说，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集中反映。这种方针的确定，为各种支持袁世凯上台的社会势力(包括帝国主义的势力)的预谋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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