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虽有不愿妥协的思想，但却不能改变“举袁”的方针，还由于他所领导的同盟会这时已经解体，内部矛盾尖锐，和它的上层领导人中“举袁”以实现共和已成为一种潮流。

中国同盟会在领导辛亥革命运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本身确也存在着政治上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认识上的分歧的弱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提出并确定了“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这本身就是它政治上软弱的集中表现。在组织上，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的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支部进行有计划的领导。武昌起义前，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另树光复会的旗帜，表明同盟会早已开始分裂。在思想上，同盟会刚成立时已有人对民生主义有所异议，其后则出现政见分歧、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一些党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内部矛盾日趋尖锐。1911年12月14日，《民立报》在一篇以《泣血之言》为题的社论中，已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内部时有龃龉”，“各有意见”。再加立宪派人从中拉拢、分化，更加深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12月4日，章太炎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接着，12月8日，刘揆一又发表了《布告政党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主张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一律取消。《神州日报》1911年12月8日。这就更加速了同盟会的解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胡汉民说：“国内同志以先生(指孙中山)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先已在沪。章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江、浙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自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接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事炳麟才之。”《胡汉民自传》。于右任说：“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按指宋教仁)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宋，废去国务总理。自宋内务总长未通过后，弟见中山，谓政府初成立，何苦先使同盟会分裂，中山谓，我当调和。及其后宋作法制局长，亦岌岌不能自存。复因宋系社中人，遂及于我。”《于右任与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至17日。

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文学社，共进会二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孙武、刘成禺等人因在临时政府中未得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纠合一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戴黎元洪为总理，专门与南京临时政府作对。“对南京的一切设施，监督极其严密”，“和议未成，政局未定，而南方阵营中，已造成了武昌与南京的矛盾。”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4页。

湖北军政府是武昌起义后成立的第一个军政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湖北军政府就处处与它作对，这在客观上，就增加了袁世凯反革命的力量，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力不利。所谓“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北方得集中力量向南京”《胡汉民自传》。就是指这方面讲的。

革命党人内部虽矛盾甚多，但他们在举袁以实现共和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如果说，在武昌起义后的最初阶段，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还是人们的一种潜在心理，那么，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酝酿与宣传，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上层领导人物的心目中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定论了。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办过《民国报》(旬刊)的李剑农描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内部情况时说：“总结一句，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和议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的手里，已准备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为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做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政治。所以，南京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的手里去了。”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第124页。

一般的所谓心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认识，以及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客观要求。一种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并包含着各种因素。但它一经形成，要改变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一般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既已形成了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心理，要去改变它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举袁”以实现共和的这个方针，虽然不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也认为不失为达到实现共和目的的策略。由于孙中山在思想上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举袁”的方针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也就没有自觉地去努力改变这个方针。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所以产生“不愿妥协”的思想，并不是来源于认识“举袁”方针的错误，而是由于袁拖延承认共和，大肆玩弄反革命伎俩，力图破坏革命，和革命党内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这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孙中山终于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括上述，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鼓励袁世凯反正，到确立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的“让位”，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这个历史环境，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革命党人极为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顺利地建成民主共和国，并尽快取得列强的承认。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形成孙中山终于“让位”给袁世凯的这一历史环境中，其中许多不利于革命的条件，是由于革命党人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造成的。因此，其中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武昌起义到孙中山“让位”这段历史为时不到半年，但它的内容却极为丰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将在中国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基本上已显示出来了，只不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限于主观条件不能认识罢了。事后，孙中山对这段历史也十分重视，曾不断地试图总结，想从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但是，事实上，却长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表明了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及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认识符合或接近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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