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这是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关。在他们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当时革命党人中激进的人物之一何海鸣的下面一段话，正反映了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他说：

“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本报。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10日)

何海鸣的这一段话很生动地表现出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

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表面中立，视为莫大的荣幸。他们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即使是某一外人来电祝贺革命的成功，也被说成是“新共和国外交之成功”《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庆幸帝国主义没有干涉、害怕干涉的心理，在当时的报纸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谈论中时有流露。如1911年10月28日《时报》上《望外人始终严守中立》的社论说：“今日吾国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占其多数，中心之惴惴莫释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虑。”《时报》1911年10月28日(一)，《社论》。他们害怕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这种害怕列强干涉的心理，不仅在一般的革命党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领袖也同样存在着。黄兴于1911年12月9日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又说：“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黄兴集》，第94页。孙中山在美国得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不是立即回国来领导这场革命战争，而是绕道欧洲进行外交活动。孙中山到达伦敦后的第三天，即1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要人转告孙，英国政府对袁世凯将给予尊敬，并说：“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职位——如果他能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第984页。孙中山是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的，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郑重考虑。所以，当孙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议会的组织，将举黎元洪或袁世凯做大总统时，即于11月16日致电民国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这封电报表明：孙中山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压力，早在他归国以前，他已接受了国内已经确定的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了。孙中山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方针?12月20日，他归国途中经香港与胡汉民谈话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方针的一个说明。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卒，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孙中山的这段话表明：他之所以采用“举袁”的方针，就是因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革命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是促使革命党人确定“举袁”方针的最重要的因素，还可从其他革命党领导人的言论中看得很清楚。在1911年12月26日至12月30日的《神州日报》上，陈其美、钮永建、马君武、胡瑛、汪兆铭、王宠惠、于右任等革命党领导人和立宪派人张謇、赵凤昌等人，曾以“共和统一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名曰《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认为，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尚未进行干涉，一则是因为“战乱之为日浅也，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再则是“列强利害相权，尚在观望，步调未齐，计划未整，一旦权利均衡，终议判决，则棼然并起矣。”并说，“夫干涉事绝非可预为宣告克日而进者……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时假令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踌躇计划之余地，倘使若三国还辽之役，强制服从悬一标的，继以兵力出师与提案并进，当应以如何之方策斯则国人所当日夕思维不容漠置不容自讳者也。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怎样才能使旧府的中央机关破坏，革命迅速成功，避免“久乱”而引起列强的干涉呢?这很自然地就会得出鼓励袁世凯反正，迫清帝退位，以建民国，实为最简便的途径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之所以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是由于各种原因决定的。而其中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则为最重要的因素。

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举袁”方针提出后，袁世凯并不接受，而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人的暗中支持下，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在南方实行停战，在北方残酷镇压各省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地盘。袁世凯的行径，使许多革命党人更加看清楚了他的反革命野心。许多革命军人和激进分子纷纷揭露袁的种种阴谋，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出兵北伐。孙中山这时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和袁世凯阴险狡诈伎俩的反面教育下，也从赞成妥协，转变为“始终不愿妥协”《胡汉民自传》。。可是，在公开场合，孙中山又从没有表示反对议和。英国驻南京总领事伟晋颂在1912年1月24日给朱尔典的报告说：“革命派中的军界人士和极端分子(孙文博士确实应把他目前的地位归功于这些极端分子)，几乎一致赞成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可赢得一切，而毫无所失。”“这两种人始终反对同满族或袁世凯进行任何性质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对总统来说，在他们以及他那一派中较温和分子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他的影响几乎总是在赞成和平解决的那些人一边，这是值得称赞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6、457页。事实也确是如此。综观整个议和过程(从1911年12月18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其斗争内容虽然是复杂曲折的，但从根本上来看，孙中山并没有抛弃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孙中山所始终坚持的只是清帝必须退位，民主共和制度一定要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袁世凯必须公开声明拥护共和才能被选为大总统。在袁世凯拒绝“拥戴”，坚持破坏革命，许多革命党人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北伐，孙中山本人也有“不愿妥协”思想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仍不能放弃“举袁”的方针?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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