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临时政府决定发行1亿元的公债，利息8厘。“据宣布，这笔公债的收入除满足政策的需要外，将用来建立一种金本位的新货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但结果并不妙。虽多方劝求，临时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过五百万元”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版，第4页。。其中大部分是南洋华侨购买的。接着临时政府又发行100万元的军用钞票，但市场信用很低，遭到人们的冷遇，商店多不肯接受，出现“钱业、米店相率停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89页。的尴尬局面。这样，就迫使临时政府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外国的财政贷款上。

取得外国的贷款，一直是孙中山所希望的。武昌起义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即把财政问题视为革命的成败关键。他从美国到伦敦和巴黎活动的目的之一，即为进行贷款。可是，均遭拒绝。但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从列强取得贷款的幻想，因为他相信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向他所说的“一旦民军建立起一个为全国所接受，为列强所承认之正规政府时，他们对于在财政上帮助革命党，将不表反对”《孙中山选集》第l卷，第563页。。为此，在筹组临时政府考虑财政总长人选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以陈锦涛“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胡汉民自传》。，决定选用陈锦涛。陈上任后，被授予募筹款项以应财政紧迫需要的重大任务，前去上海谋求外国的贷款。可是，迟迟没有进展。但孙中山从没放弃向外国贷款的幻想。据李书城回忆，当时，军需甚急，黄兴焦虑不安。“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还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天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现诺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而实际上，“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8页。

财政问题中，军饷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黄兴集》，第100页。黄兴为军饷问题，急得走投无路。各省军政府亦同样存在着军饷问题，有的军政府为此还向临时政府伸手。据胡汉民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按指孙中山)即拨给二十万，余奉命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胡汉民自传》。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原拟采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抵押，三利息轻”《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569页。的立场，考虑由私人企业出面，接受条件极为苛刻、有损民族利益的外国贷款。拟将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和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煤铁公司，换取日本垄断资本提供大笔贷款。结果遭到舆论的激烈反对，只好废除了原已达成的初步协议。临时政府的这种举动，虽出于万不得已，但其声名却不能不受到损害。孙中山在致章太炎的信中说：“此事(指汉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天寒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弟坐视克兄(按指黄兴)之困，而环视各省，又无一钱供给。”“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孙中山选集》，第2卷，第85、86页。孙中山的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当时在财政方面所处的困境。

由于财政危机始终无法解决，临时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北伐的夭折。孙中山在领教了袁世凯的狡猾手段后，曾一度主战。他指示伍廷芳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孙中山全集》，第43、41~42页。他一再强调财政问题是北伐成败的关键。黄兴谈到北伐由于财政困难受到阻碍的情形，更加具体。他说：“援滦兵即日出发，惟苦无饷无械不能多派”，“遣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刻惟苦无款耳。”《黄兴集》，第99页。伍廷芳曾向英国驻沪总领事透露临时政府由于无款支付军饷，极为希望议和早日取得“一项结果”《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383页。。

由上可见，财政困难的严重压力，显然是导致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