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即捧出在野的西山会议派分子，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李宗仁、白崇禧实际上控制了南京政府。然而，新桂系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太浅，缺乏控制全局的人才和力量。为时不久，蒋介石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宗仁利用湖南籍军人程潜、唐生智、谭延之间的矛盾，联合程潜、谭延等人，将占据两湖的唐生智击败，夺取了两湖地盘，将新桂系后方广西与两湖连成一片。其后，白崇禧又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将新桂系势力扩展到北平、天津一线。加之，坐镇广东的李济深是新桂系的朋友，这样一来，新桂系占有的地盘就从两广、两湖沿京汉线一直延伸到了平津，其势力范围几乎与蒋介石控制的江、浙、皖、闽、赣五省不相上下。

1929年，由于分赃不均，蒋桂再度撕破颜面，兵戎相向，爆发了现代军阀史上著名的“蒋桂战争”。结果，新桂系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曾经由广西、湖南及至北京一带的全盛态势顿时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等狼狈退回广西。蒋介石不给他们以喘息之机，一面大军压境，一面公开通缉。黄绍竑万念俱灰，转而只身离开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将兵权交予部属后，由镇南关经越南海防逃亡香港，直到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惊慌失措的蒋介石方才默许他们重新回到广西。

抗战时，李宗仁出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两人内外关联，渐渐复苏，再度坐大为一个令蒋介石若芒刺在背的军事集团。

然而，势高震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欲整合政治势力，重新洗牌布局。遥想当初，北伐军攻进长沙时，蒋介石以江湖手段极力拉拢李宗仁，两人撮土焚香，结为桃园兄弟，并立下了四句誓词：“共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誓词言犹在耳，他们的矛盾却愈结愈深。

按蒋介石的构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抗战后的格局大变，蒋介石想重新整合各派政治势力，他欲将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摒弃在中枢之外。岂料，随着他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败退，美国人对蒋介石和他治下的国民政府，渐渐失去了信心。

1947年8月24日，杜鲁门总统特使魏德迈离开中国时，在蒋介石举行的欢送茶话会上，公然宣读了一份访华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声称“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谁具有“感召力”?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有桂系集团武力为后盾的李宗仁，无人可以担纲。

蒋介石如坐针毡，当场下不得台。半月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他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有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民众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显然，李宗仁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同，并准拟以其全权替代蒋介石。

蒋、李间自抗战以来隐伏的矛盾被激化了。

接着，国民党“行宪”举行大选。蒋介石瞩意孙科当选副总统。谁知，半路杀出程咬金，李宗仁以新桂系为后盾，全面参选，即使在蒋介石以所谓党的名义逼迫其退出竞选时，李宗仁也丝毫不为所动。他在白崇禧、黄绍竑的策划支持下，一举击败孙科，最终当选。

蒋介石大为恼怒。可面对既成事实，又处于内外交困中，他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佯做认可的姿态。实则旧仇新恨齐涌上心，恨透了自己的这位“桃园兄弟”。诚如李宗仁秘书程思远所说：“李宗仁先生晚年的政治生涯，以竞选国民党副总统开始，从此卷入美蒋矛盾的漩涡，并使蒋桂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新桂系的逼宫下，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可是，当踌躇满志的李宗仁走入前台时，蒋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后掌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首先，蒋介石暗中指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政令，造成“府院之争”;其次，蒋介石令嫡系爱将汤恩伯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全部运到台湾，经济上卡住李宗仁的脖子。同时，蒋介石命令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45万人马置于东南半壁，随时可以武力解决李宗仁。这时，李宗仁贵为新桂系魁首，实际上他已调不动新桂系的军队了。白崇禧将新桂系武装带到了中南，没有他的许可，这些部队调不出一兵一卒。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融白崇禧，仅调得桂系一个团到南京担任警卫。更令李宗仁难堪的是，他宣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毛人凤控制下的军统竟拒不执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为一纸空谈。

南山有鸟，北山张网。更令李宗仁料所不及的是，蒋介石不但处处制约他，而且已心生恶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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