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宋庆龄与蒋介石由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行动上的严重对抗，主要的原因是孙中山逝世后，应该如何对待孙中山的思想、政策和事业等重大问题上看法不一引起的。这个分歧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而是关系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事实证明，宋庆龄当时的所作所为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要求国家统一、安定、发展的愿望，因此她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戴和崇敬，而蒋介石则反共、反苏、反人民，为国人所不齿。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信徒，但在行动上则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背叛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撕破了自己拥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宋庆龄立即作出反应。4月22日，宋和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号召革命军民起来跟蒋介石作斗争“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7月12日，蒋介石致函宋庆龄，要求她“即日回沪”，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妄想借宋庆龄的威望以助其反革命的声势，宋即予以拒绝。7月14日，汪精卫又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订的国共合作政策。针对蒋、汪新右派的背叛行为，宋庆龄于17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不同违背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人同流合污。她指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号召国民党员和广大民众起来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把革命引上歧途的人作坚决斗争。8月1日，宋又与毛泽东、邓演达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宋庆龄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为了抗议蒋、汪集团反苏、反共，公开与孙中山革命三大政策抗衡，宋庆龄决定访问苏联以实际行动与蒋、汪对抗。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指出：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领袖们”，实则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他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妄图“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他们必然失败”，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以人民为敌的道路。8月底，她便与陈友仁父女等人乘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9月6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后发表一系列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并不代表革命的国民党，指出革命只是暂时挫折，号召世界人民用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中国革命的力量去反对革命的叛徒和一切反动派。12月17日，当宋接到蒋介石与苏联断交的电告后，即复电严斥，指出：“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劝蒋趁早“悬崖勒马”。23日，宋再电蒋介石，对蒋诬蔑其留在莫斯科是受别人胁迫的结果给予训斥，说这是对她的诽谤和侮辱，揭露蒋介石及其一伙“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并表明她要誓死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坚定地“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

由此可见，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和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继承人，由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政策，她便与蒋介石由革命的同路人变为敌对者。从1927年8月至1929年4月一年多时间里，宋庆龄在国外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无耻、卑鄙和渺小。

蒋介石不仅宣称他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并想通过他与宋美龄政治投机的结合，以孙中山亲属的名义，拉拢孙夫人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他又试图把宋庆龄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中抹掉，以便树立其权威，这使宋庆龄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愤怒。她表示她绝不会同败坏了中国革命和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之流妥协，她决心要将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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