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也颇“识时务”，他多次向蒋坚辞“行政院长”之职，但蒋介石认为经国当“行政院长”的时机没有成熟，总是以“国难未纾，仔肩益重”为由，不让陈诚辞职。到了1963年，陈诚又一次辞“行政院长”职，而且态度十分坚决，蒋介石考虑良久，才予批准。但蒋仍然认为经国上台的时机不成熟，因此推出财政部长严家淦，让他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选择严家淦，是因为严为人谦和，没有野心，到时，陈诚身体不好，可以“一死让贤”，而严家淦则能“自觉让贤”，这是蒋介石为儿子选的一个新的陪衬人物。

在蒋介石的悉心栽培下，蒋经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只等老蒋一死，权力交替便是瓜熟蒂落的事了，对此，蒋介石已十分放心，但经国掌权后，能否稳固呢?这又是他所放心不下的。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的生日，蒋介石先一天从日月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来，信中云:“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其‘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蒋介石在信中还讲了他研究程朱与陆王两派哲学的体会和发现，最后，蒋介石教导儿子说:他一生最重视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只要掌握这种学说，“此心存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此以为尔寿也。父示。”

蒋介石写此信的目的，就是希望儿子继承他的哲学思想，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使蒋家王朝永远保持下去。“可怜天下父母心”，蒋介石真可谓用心良苦也。

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所谓的“反攻复国”，在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从1953年开始，连续实行了为期四年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1960年1月，又指示陈诚制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1961年至1964年的第三期四年计划及长期经济建设纲领》等。在经营台岛的建设计划中，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蒋介石指示修改有关经济法令和规章制度，调整赋税、鼓励投资、开拓岛外市场、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等，这些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台湾是个海岛，也是一个多灾的地区，对于岛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蒋介石都十分关注，并亲自主持一些重大的救灾工作。1959年8月，台湾中南部发生了六十多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面积达12万多亩，灾民达30多万人。3月31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紧急处分令》，提出抢救灾害，加速重建步伐的一系列措施。如规定，从9月1日起，各项税课分别附征水灾复兴建设捐，这些收入均由行政院统筹调拨，要求各地支援受灾地区灾民，同时下令动用大批军队深入灾区，抢修和重建各种工程450项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灾民和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使台湾政权度过了因受灾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蒋介石统治的台湾，处于暂时的稳定之中，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这是自1950年以来他少有的舒心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历史前进到70年代，台湾上空又开始聚集起重重乌云。刚刚舒口气的蒋介石又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导致了后来中美建交;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接着，在数月之中，2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绝交。蒋介石的驻外使馆纷纷关闭，使馆官员一个个灰溜溜的，纷纷下旗返台，一派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个个坏消息联袂而来，蒋介石比当年丢失大陆还要伤心。他困窘、惶惑、气愤、伤感，各种情感杂处胸中。他吃不安、寝不宁，不由惊呼:“这世道变了!”

面对这多事之秋，蒋介石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为了稳定人心，他只是阿Q似地发表一纸文告，硬着头皮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空洞的说教，毫无内容的陈词，除了让人感到蒋介石内心的恐惧与空虚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的失败，还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在这孤岛上苟延残喘。这时，政权方面，蒋介石年事已高，经国势力已大，现在交接，已是顺利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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