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体制下的尴尬武官

明朝是一个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僵化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和儒教处于主导地位，而武将则处于从属地位。可能是出于对唐朝藩镇拥兵自重、不尊王命的畏惧，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便日益培养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戚继光时代，离洪武年间已有一百多年，大明正值壮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时期，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最高点，武官则下降至冰点。

“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大明帝国上下，大多数文官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将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却成了血气之勇，匹夫之强。即使武将们奋勇杀敌，克敌制胜，在文官们看来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退伍的军人更没有地位可言。那些从战场上还乡的士兵，不但不能因战争的洗礼而获得乡人的尊敬，反而被看做是增加了一个不事农桑的无业游民。这对一个视安稳为泰山的帝国来讲，一个只会行军作战而不会稼穑的男人无疑是危险的，需要加以防范。正如黄仁宇说的那样，一个军官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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