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抗日”一词贯穿了半部民国史，所以，民国儿童的成长也不免带有浓厚的抗日色彩，且国共两党各有其不同的组织与方式——国民政府致力于“童子军”;敌后根据地则广泛建立“抗日儿童团”。

国民政府所属“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在册人数约1.5万余人

“童子军”运动于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内部分中、小学校已有采用。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对“童子军”运动实施中央统一领导，至1934年，教育部将“童子军”训练列为了初中必修科，每周三小时。自此，“童子军”教育进入全国所有中、小学校。①

中国“童子军”运动的目的，按1933年出台的《中国童子军总章》的说法，是为了“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

抗日准备时期，“童子军”除常规的政治、侦查、服务、工艺训练外，所承担的最重要职责，是配合促成“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实施。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本质，乃是一场“全民军训”，是抗战前夕相当重要的一次民众组织训练——对此，蒋介石在内部讲话中说得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②

但“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民众的，并不是直接的军事训练，而是对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规训，如禁止吸烟、禁止烫发等。如此，就不免招来民众的抵制与舆论的非议。由“童子军”出面来监督“新生活运动”的执行，则成了一种缓冲的办法。正如曾担任“新运总干事”的黄仁霖所言：“有些人指控蒋先生在干预民众的个人自由，因为他大部分靠警察的力量来实施这项新的运动。当我接事之后，我大都依靠童子军和学生们来推动这个运动。”所以，童子军们上街纠正行人的着装、掐掉行人的烟头、要求行人按交通规则走马路，乃至剪掉行人的奇装异服，是此一时期，相当常见的现象。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多数学校难以继续维持常规的“童子军”教育;“童子军”运动的重点转向为战争服务。据统计，至1941年10月，登记在册的“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共有127个，在前后方服务的童子军总数，达1.5万余人。淞沪会战期间，“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曾组合了2500余人，在后防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承担警卫秩序、协助担架、急救包扎、代写书信、清洁保管、新闻宣讲、抗战鼓舞、社会募捐……等职责。另有部分年纪较大之团员，直接前往前线，协助红十字会转运伤兵，其中17人为国捐躯。女童军杨惠敏泅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国旗，则被当时的媒体誉为“童子军”的代表人物。④

1941年全国在册“童子军”近14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的1.5万余人，多系其中较年长者，这些童军，“或奔驰运输，或忙于救护，或护送难民，或劝募捐输，或慰劳救济……负伤罹难，亦无所畏惧”。余者，则多参加如寒衣募捐、宣传劳军、收集铜铁等活动，亦为抗战尽其绵力。⑤

敌后根据地的“抗日儿童团”达数十万之多，以放哨、情报为要务

在敌后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同一时期活跃的是“抗日儿童团”。不同的是，“童子军”的年龄，多在10-18岁之间;“儿童团”的年龄，则多在7-14岁之间。⑥

据《晋西抗日儿童团简章》，“儿童团”的主要任务依次有六。按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1、站岗放哨查路条;2、侦察敌情送情报;3、抓住汉奸不放松;4、抗战家属来慰劳;5、扫除文盲要努力;6、学习生产呱呱叫。”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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