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司马迁《刺客列传》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譬如荆轲刺秦王，乃是士为知己者死，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日本却不以为然，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
     日本人喜好复仇故事。复仇，一听就诱人，更是武士小说的传统主题，远胜过爱情。
     井上厦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日本笔会会长，卒于2010年。他曾说过:复仇，这种故事类型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但日本人尤为偏爱。他自己就写过复仇的戏剧，长篇小说《吉里吉里人》也是写复仇幻想。更早些的菊池宽(小说家、出版人)迎合大众的喜闻乐见，擅长写复仇小说，如《复仇禁令》《恩仇彼方》《复仇三态》。当代小说也常以复仇为题材，例如垣根凉介的长篇小说《野魂》。
     复仇，日语通常叫“仇讨”或“敌讨”，这是要杀人的，一命抵一命。不杀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充其量是报复罢。
     日本历史上复仇事迹多，报恩故事少。民间传说有龟报恩、鹤报恩，然而人总是不守信，总是要窥见，结果就不欢而散。人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独自活，便蒙受太多的恩惠，父母养育之恩，师恩友恩，以及莫须有的比山高比海深的恩。
     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司马迁《刺客列传》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譬如荆轲刺秦王，乃是士为知己者死，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日本却不以为然，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

     大唐年间，张审素受贿事发，杨万顷处理，审素受死，家属徙边。开元二十二年(734)，审素之子张琇遇赦回京，尚未成年，和弟弟张瑝一起刺杀杨万顷。皇帝李隆基嘉其孝心，不予法办，但司法部门不同意，坚持执法。张琇被处死，有人诔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
     就是这一年，一个叫井真成的日本留学生死在长安，皇上哀之。前一年(733)，日本第十次遣使来唐，留唐十八年的玄昉和吉备真备随船回国，说不定张氏兄弟复仇的故事也传到日本。复仇冒法与徇孝忘身是复仇的千古矛盾。复仇带有一个情字，很容易打动人心，况且人们也借以发泄对恶势力及当权者的怨恨，这正是武士小说有读者市场的根由。
     复仇或许是人类具有了血族意识以后所形成的本能，而作为伦理思想，日本的复仇思想也可溯源于中国，即《礼记》有云：父仇不共戴天。江户时代更崇尚朱子学，何止于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强盗变武士道
     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独霸天下，自此至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把大政奉还天皇家，长达二百六十年，史称江户时代。所谓“时代小说”，大都以这一时代为舞台，且译作武士小说。
     江户时代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士(武士)是领导阶级，即便写市井，也少不了武士登场。武士有一个特权，他们才可以腰间插两把刀，一大一小，就叫作“大小”，有特权也有义务，那就是用刀警备。天下太平，武士不再是诸侯争天下岁月的战士，平常日子里行使武力，无非三样：斗殴、滥杀、复仇。打架斗殴是勇敢的象征，遇事不敢上前是懦夫。着火和打架就成了江户两朵花。
     庶民(农工商)言行无礼，有所冒犯，武士可拔刀砍杀，以示领导阶级的地位及名誉是不容侵犯的，并借以保持身为武士的胆气。家康百条遗训有这样的训诫：登记在案，可如愿为父母复仇，但不许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只许子报父仇、弟报兄仇，不许反过来。因受辱而自杀，不可为之雪恨。
     复仇成风，幕府认可复仇，大概也意在把复仇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幕府派在京都管理朝廷事务的官员板仓重宗曾指令：可以在京都内外为父报仇，但宫廷禁地附近及神社、寺院之内不可。所谓家康遗训出现于江户时代初期，真假莫辨，而板仓重宗的这条指令是唯一现存的有关复仇制度化条文。
     日本历史上有两个统治者成功地利用汉文改造了日本人的思想，即圣德太子和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并不爱学习，但他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执掌国柄后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学家，把注重大义名分的朱子学独尊为官学。
     武士本来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也鼓励他们学习、修养，把自己改造成“士大夫阶级”，渐渐产生了武士的伦理道德“武士道”。说话、着装、发型乃至酒的喝法都有一定之规，必须经常保持武士的矜持。谚语有云，武士饿着肚子叼牙签，此之谓也。战争年代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而和平时代，人生的问题不是生，而是死。因和平而难得一死，为维护名誉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