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面子也，要面子的事随时随地都会有，武士以此找死，杀人或自杀。对名誉的维护甚至达到了变态的程度，如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里举例：某城里人好意提醒一个武士，跳蚤在他背上跳，当即被劈为两半，理由简单而奇怪：畜牲身上才爬满跳蚤，把高贵的武士看作了畜牲，对这种侮辱岂能容忍。以名誉的名义，复仇由情谊上升为道德。
     新发田藩(今新潟县东北)，1817年，久弥幸太郎七岁，父亲在酒宴上跟泷泽久右卫门口角，被杀。幸太郎十八岁，藩主赐他一把刀、二十两黄金，踏上复仇路。幸太郎不认识仇人，由叔父陪同，做苦工浪迹全国，最终在石卷(宫城县)附近发现了泷泽，出家为僧，但手杖里还藏着刀。
     泷泽被孝太郎砍倒，残喘道：找一位有大名的学者把我们的事写成诗。孝太郎登门请求汉学家大摫磐溪：您若不写，泷泽就不能瞑目。大摫写了，但他的诗集中不见此诗，一说是孝太郎不满意，给撕了。泷泽年高八十二，幸太郎复了四十一年前的仇，菊池宽、长谷川伸都曾把此事写成小说。石卷市海滨立有一根方柱，写着“久米幸太郎复仇之地”，恐怕被2011年3月11日地震所引起的大海啸冲走了罢。
     赤穗事件
     江户时代历十五代将军，其中第五代德川纲吉(1646-1709)最好儒，推行文治。召集藩主办学习班，亲自讲儒学。在各藩立忠孝牌，弘扬忠孝。为扫荡战国时代遗留的杀伐之气，下令怜生，却搞得过头，打了对人狂吠的狗就被在左臂刺犬字，打死一只叮脸的蚊子也会被流放，人命为贱，结果被叫作狗将军，遗臭至今。偏偏有四十七个人公然向他叫号，给幕府出了一道难题，这就是赤穗事件，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复仇事件。
     元禄十四年，即我大清康熙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01年，幕府派浅野长矩负责接待天皇派来的敕使。浅野是赤穗藩主，担任幕府的内匠头(管辖府内工匠)。在江户城(将军的城池，今皇居)里的走廊上，浅野从背后给了吉良义央一刀。

     吉良职司幕府礼仪，浅野向他请教，但他嫌礼轻，不仅不指导，而且恶言恶语，令浅野怀恨。复仇故事从杀人开始，以杀人解决问题，把仇家树立为坏人，人神共愤，便有了基本价值观，惩恶扬善。仇家吉良义央在舞台上都被塑造为坏人。也有人肯定吉良，如菊池宽的《吉良的立场》、森村诚一的《吉良忠臣藏》。
     将军所居，公事活动之际，即便怒从心头起，也不可拔刀行凶，所以浅野的举动很有点匪夷所思。或许表明了当时武士多么看重名誉，以及动辄拔刀行凶的风气之严重。纲吉得知此事后大怒，令浅野即日切腹，籍没其家，家臣都成了浪士，即丧家犬。武士带刀，斗殴很可能发展为武斗，所以幕府有一个规定：吵嘴打架，不问青红皂白，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纲吉罢黜贪官，改革弊政，整肃纲纪，而政治原理之一是赏罚分明，一碗水端平，但是令浅野自裁，吉良却像个没事人似的，这样的处理就不免偏袒一方。
     赤穗浪士的复仇理由书咬定当时发生了口角，浅野冲动拔刀，幕府不惩处吉良，是为不公。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未明，大石良雄(通称内藏助，“忠臣藏”的藏也可能指他)率四十六名浪士杀进吉良宅邸，杀了吉良，割下头颅祭奠浅野，墓在东京泉岳寺。然后这些人并不痛痛快快地切腹，却是把状子递到府衙，要讨一个说法。
     忠是封建制的精神基础，纲吉更格外倡导对主人忠、对父母孝，浪士们敢于为主子复仇，是“万山不重君恩重”的具体表现，若处以极刑，岂不就公然否定忠。可聚众闹事，夜闯民宅，实属于破坏秩序的违法行为，听之任之，国将不国。承认赤穗事件的正当性就等于幕府犯了错，需要给浅野平反。行事果断的纲吉也举棋不定，儒学家们展开一场大论战。议题无非唐朝论争过的：“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与“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
     大儒荻生徂徕主张：其事虽义，于法不容，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武士之礼处罚，让他们切腹。一个多月后，将军下令，四十六名武士切腹;其中一人不知去向，这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想象的余地。其实，赤穗浪士并非单纯为主人报仇，也出于名誉意识，扬名并荣耀门第。果不其然，社会上一片叫好声，把他们捧为义士，而吉纲被定型为昏君，臭名昭著。
     赤穗事件过后不久就搬上舞台，叫《假名手本忠臣藏》。“假名”是日本字母，“手本”是样板，“藏”就是仓库，所谓宝藏，这里是忠臣之藏，所以曾有人译作忠臣库，一仓库忠臣，足见其多。仿效竞起，以致形成了一个忠臣藏类型，甚而成为表现日本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假名手本忠臣藏》充满了义理人情，为庶民所好，似乎也导致《菊与刀》之类著述对日本观察有误，把舞台当作世间，虽然世间大舞台。现今忠臣藏故事也常见于书店，长演于电视，但出题考学生，半数答不上浅野内匠头长矩怎么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