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1926至1928年的中比废约交涉，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北洋政府外交官们，在动荡的时局中，折冲樽俎，确立旧约“期满作废”之先例，争取到与比利时平等谈判修约的机会，并渡过海牙国际法庭法理争议的难关。

《中比条约》成“到期修约”试金石

在1919年巴黎和会、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曾经两度向列强提出修约要求，但均未受到重视，只得到“口惠而实不至”的敷衍。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人对于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愈加强烈，北洋政府外交部深感如果不及时打破修约困局，恐怕会酿成事端。

穷则思变，加之彼时南方国民党政府外交趋于激进，已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写入党纲，易于打动人心。北洋政府决心舍弃向列强同时提议修约的做法，采取“到期修约”的方针，即利用个别条约将届期满或届修改的时机，向各国约商修改。

恰恰1926年到期的中外条约有《中法越南通商章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经过权衡比较，外交部认为比利时兵力较弱，国力不强，且在华利益颇大，故容易迫其就范，于是将《中比条约》锁定为“到期修约”的试金石。

1926年10月，中比又届期满修约之时。如何合情合法地废除旧约，挽回国权，便成为中国职业外交官们集体攻关的一道难题。

充任废约交涉急先锋的是驻比大使王景岐。王景岐1900年赴法国研习政治，3年后回国任京汉铁路秘书。1908年又留学法国，入巴黎政治大学，兼驻法使馆翻译。2年后再入英国牛津大学，专攻国际法。1922年，王氏出任驻比全权大使。早在上任伊始，王便多次建议外交部认真研究废约事宜。五卅惨案后，王氏根据政府授意，向比利时各界表明中国即将修约之意，并发动在比华侨，营造海外废约之声势。

然而，1926年的北京政局，却动荡不堪。4月，冯玉祥逼迫段祺瑞下野，北洋政府陷入体制残缺、群龙无首的境地。比利时大使华洛思便以中国没有政府为借口，除非政局稳定，否则不考虑修约事宜。8月4日，比利时更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一个月内提出令其满意的《临时办法》，否则把中比交涉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判。

内战纷乱，外扰紧逼，北洋政府的外交官们不免露出畏难之态。据《颜惠庆日记》载，前外长蔡廷干“预备把问题拖延一下”，国际法专家王宠惠则认为中比交涉一旦进入海牙法庭裁判阶段，中方并无胜算，故“一直担心叫他去法院”，而在9月15日外交部的条约讨论会上，时任外长的王荫泰居然声称较之比利时，“与法国及日本打交道气量要大些”。

眼瞅着10月就要到了，修约之议却已滑入夭折的边缘。

顾维钧被推到风口浪尖

就在这时，顾维钧站了出来。10月5日，顾以北洋政府总理身份出面组阁，并兼任外长。甫一就任，他便坐在了火山口上。

为了打破僵局，顾维钧数度召集国务会议，商讨方案。值此关键时刻，部分外交官依然不作为，如顾请颜惠庆担任条约修改委员会副主任之职，颜“借口自己要出国而婉辞了”。顾并未受影响，而是仔细研究条文，建议在旧约期满之后，应有一暂时协定，基本按照旧约条款行事。不过6个月之后，如果新约尚未缔结，暂行协定即宣告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在华比利时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这实际上是对比利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23日，顾同华洛思进行磋商，双方争执极其激烈，焦点在于中方强调旧约不能无限期延长，比方认为旧约必须继续有效至新约成立之日。面对华洛思缺乏诚意的表现，顾维钧不再忍让。

11月1日，他向报界发布声明，坚持解约原则。并且表示：当先由国际常轨，尽力向和平途径做去，若和平途径穷尽，再行别谋办法，庶可邀世人共谅。

距离摊牌只有一步之遥。全国各界已是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废约。张学良于27日通电全国，“主张立刻废止比约”;29日，东南五省要人孙传芳、陈陶怡、萨镇冰等联名致电，“请中央宣布废止中比条约”。

身为外长，顾维钧又一次处于风口浪尖，饱受批评。上海商界联合责问他“往返协商，密不宣布，国人责难，置若罔闻，似此因循误国，总长难辞其咎”。报纸则痛骂其“丧权媚外”“欺骗国民”。

诸多指责，虽大半为“善意的误解”，也是一种有力的鞭策。顾维钧清醒地明白：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已无路可退。11月5日晚上，顾通宵达旦，彻夜笔耕，向张作霖呈上一份报告，并附有说明谈判原委和终止旧约理由的总统法令草稿，和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及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的规定的声明。

11月6日，张作霖发布了终止1865年中比条约的法令。同日，外交部公布《中比条约交涉终止宣言》，声明像中比之间的这种条约，“滋生误会常起事端”。如果“一意欲加保存置根本情形之变更及近代国际思想与生活之进展于不顾，自不啻抹杀历史及其教训”。

从修约终走向废约，北洋政府的举动充分体现了国民外交的力量。这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比利时受打击最大，“实出意料之外，大有惊惶失措之势”。伦敦的外交家们“闻之大为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