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生长在美国的青年，即使面对战争的严酷，生活依然美好。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艾伦照片的视角—镜头里的看不见苦难，人们笑脸相迎美国大兵—中国餐饮店和小贩经营诱人的美食;昆明市内百姓观看众多美人画像以及“突兀”的蒋介石画像;田间劳作的农民面对镜头时嘴角那一抹害羞的微笑;穿国民党军服的儿童天真地对着镜头笑，他的胸前佩戴着“中国童子军”的徽章;他们甚至送了一套美军军装给一位中国少女，照片里的女孩穿着军服，手拿美国棒糖笑得阳光灿烂……
     “艾伦从杭州到上海的一路上见到了日本战俘。当时日本刚投降，在中国的日军都呆在兵营里，中国军队还没来得及接管他们。所以日军兵营里还有武器，仍然出操训练，但因为已经投降，当时的日军已丧失了战斗力。”严湛告诉记者，艾伦在《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一书中也呈现了这一见闻，“他们都是根据日军上级的指示在拆除军事设施，个个都比较低调，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

     中国的空中抗战
     除却大部分的日常生活，艾伦也将镜头对准了国民党士兵。与书中大量美国士兵青春、顽皮的影像不同，中国士兵黑瘦、老态。
     这些名义上的战友，在艾伦的镜头里是空军基地美军生活和工作的宿舍入口的站岗者、是修筑昆明机场跑道挑泥土的劳动者、是飞机旁合影的害羞的无名氏。“艾伦与中国的士兵并没有深入的接触，只有一个总体较好的印象。”含糊的“较好”印象，是多年后艾伦描述给严湛的全部词汇。
     作为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西方民主国家，美国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反应是迟钝而暧昧的。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1937-1939年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争的关注明显增长。但是，成为盟友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烦恼。关系紧张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从未提供中国人认为应该向他们提供的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断滇缅公路后，通往中国的主要补给是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达云南昆明的危险的航程。越过这条有名的“驼峰”的美国补给物资，仅仅是杯水车薪。
     “这支军队(中国空军)总的来说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1942年后，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希望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建议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30个师，最后达到100个师的精锐部队。
     然而，史迪威名义上的部下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的意趣比较投合。当与蒋介石商谈时，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于1942年10月声称，他以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轰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6个月之内，顶多一年之内”。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蒋介石是有魅力的，因为它将使中国成为主战场—从而使国民政府有资格要求更大份额的物资援助。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军队改革和积极参加地面战争就不必要了。
     将骁勇善战的“飞虎队”带到中国的陈纳德最终带着失望和愤怒离开—他在战争结束前不久，被调离中国战场。与他相异的是，普通士兵如艾伦，对彼时的中美政治知之甚少，“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是他登上甲板时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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