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这一禁令，今天看来，不仅不近人情，而且十分荒唐。制定了这样陋规的国家，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150余年中，清朝经历了“四口通商”和“一口通商”两个时期。这期间西方各国商人陆续涌入中国，他们在带来西方工业品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影响，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限制。其中，长期禁止西方商人的女眷来华就是限制内容之一。由于这一限制明显影响了来华外国人的正常家庭生活，曾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强烈不满，多次为此发生冲突和摩擦。即便如此，清政府对此政策仍长期不做松动。为何清朝统治者对外国女性来华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

一

乾隆初年，来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经商的西方国家，已有十几个之多。尤其广州城内，外国商馆林立，外商云集。每每货船到港的时候，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蜂拥上岸。由于这些西方商人需要长时间在中国照看生意，他们来时常常带着家眷。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经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洗礼，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到中国来的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个个天足，穿着暴露，谈笑自如，举止随便，还处处受到男人的尊重。这对封闭保守，一贯轻视女性的广州官民是个极大的扰动，成为一道突兀的风景。常常是，每当“招摇”的外国女人随着人流下船或逛街时，会引来好奇的中国男人蜂拥围观，还引起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的惊讶与掩目。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就提到广州百姓见到西方女性时的表现：“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喊起来：‘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有灯笼照出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于是不得不赶紧退却。”

这些西方女人们更吓坏了死抱“男女大防”封建礼教的地方官员，他们视西方女人与西洋枪炮一样可怕。一直在为西方殖民者来华贸易量逐年加大，大量白银外流，但又无法控制而焦虑的他们，突然发现这些行为“放荡”的西方女人，对本朝国体和本地风化的冲击更是不可估量。

广州的官员认为，西方商人到中国后，一面大赚中国人的白银，一面又与自己的家眷在中国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尤其每年的冬天，国处寒冷地带的西方人，都喜欢携家眷在温暖的广州居住，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他们把伤风败俗和侵略的责任，开始向这些来华的女眷身上转嫁。认为如果不允许西方商人们带女眷，这些商人在中国就会不安心，会很快离开中国，也会减少中国的白银外流，对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就不会造成影响。

1745年(乾隆十年)，实在不能忍受的广州地方官员，包括两广总督、广州将军、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连续写奏折上报清廷，力陈利害。乾隆对此与地方官员认识是一致的，这符合他之后的“闭关锁国”整体对外思路。在乾隆的默许下，各地相继有了不成文规定，对西方女眷(当时称“番妇”)来本地居住进行干预和制止，并逐渐形成地方定例。广州还多次发动对已来华“番妇”的大清理，西方女眷来华受到严格遏制。

二

西方商人对清朝地方官员这一不近情理的定例，开始表示不满。在不断抗议的同时，有人就决心碰碰这一高压线。

当时有位叫洛连的荷兰大商人，自己拥有重达600吨的大型帆船“海马号”，多次越洋过海到中国来做生意。此人妻子名詹妮，也是荷兰富商之女，生有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詹妮早就非常向往神秘的中国，两个女儿也多次吵闹着要来神话般的中国看看。加之洛连每次来中国往返要用近两年时间，与妻女长期分离的苦恼，促使他这次出发决定带她们一同前往。当然，他对中国各地不许外国女人上岸居住的定例是知道的，所以他的决定是对广州地方政府的一次公开挑战，也是一次成败难测的冒险。

1750年(乾隆十五年)10月，“海马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锚，绕过好望角，一路惊涛骇浪，奔波十个月，原本在家生活优裕的洛连妻子和女儿，在海上受尽颠簸之苦，历尽艰辛，终于来到广州海域。在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的珠江江面上，“海马号”逆江上溯，于1751年7月8日，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