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清政府还在外商集中居住的广州十三行，建立举报和搜查制度。凡有抱着侥幸心理，将自己的女眷偷偷带上广州藏匿的外商，一旦被发现，会立即被驱逐。那时的伶仃洋上，不时有押送外商女眷去澳门的中国“楼船”。

过去，清朝对西方女性来华的禁令，仍然仅是停留在“定例”和口头上，尚无明确的法律条规。洛连引起的这次中外纠纷，清政府加快了对这种限制的正式立法步伐，各种正式条规陆续推出。

到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按朝廷旨意，推出了《防范外事规条》，其中主要内容大意是：(1)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如需在中国逗留过冬，也只能在澳门居住;(2)外国商人到广州后，须住于行商指定的商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3)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告贷，禁止外国商人雇中国女佣;(4)严禁外国商人雇人，以及与中国人传递信息;(5)对外国商船到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之后1776年，广东巡抚兼海关监督李质颖制定了《防夷四查》;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又制定了《民夷交易章程》;1814年，两广总督蒋攸钴制订了《整饬夷商贸易九事》，均是清政府对外商的种种防范。

这些条规有的直接提到“番妇”问题，有的间接提到。但按这些规定，西方男人的女眷来中国居住是绝对不允许了。不仅如此，外国人连雇佣中国女佣人都不行，以防止中国人与西方人增加接触机会，引发不轨行为。外国船来了还要“弹压稽查”，比原来更严了。广州的每次规定，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有的还知照全国。

从此，外商在中国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在广州商馆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述道：“从此，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成了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四

尽管如此，西方商人仍一直想打破女眷不准进广州的限制，但未能得逞。例如，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又有英国妇女抵广州，立即被清朝地方当局“押往澳门，出示严禁”。虽然也有极个别外国妇女潜往广州城，逃避了检查，但白天也不敢出门，偷偷住几天也就悄悄离去，并不敢明目张胆。这期间，西方政府的外交官员，也被迫执行清政府的规定，他们来到中国，或者去北京执行公务，也同样将夫人安置在澳门居住。

如此禁令，又执行了七十余年。到道光时期，西方人便又开始尝试突破限制，更大的冲突开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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