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李鸿宾和广州将军将这次事件报告了朝廷。1830年12月8日，道光皇帝颁布谕旨，重申：“向例番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务当严切晓谕，令其严守旧章，嗣后不得稍有禁犯。尚仍敢延抗，即当设法驱除，不可少存迁就。”

得到道光指示，第二年李鸿宾会同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制订了《防范外夷章程》，于1831年5月12日对外公布实行。其中规定：“嗣后应严谕各国大班、夷商，不许携夷妇至省居住。尚敢故违，即停其买卖，并即押令回澳。”还责成海关，严查外国女人，包括西方人雇佣的外国女保姆，一经发现，当即拦截。并明确规定，西方男人和女眷在省城内不能乘坐中国轿子。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又制定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对这些规定进行重申。

但是随着西方人来华贸易的人员逐渐增多，这些规定使这一旷日持久的矛盾更加突出了。西方人一直对清政府的这一禁令耿耿于怀，抗议和争取解除禁令的呼声不断。1835年曾有西方商人集体联名给广州地方政府写信，反映生活不便。1837年，在英国的印度中国协会，也请求英国政府出面与清政府交涉，解决英商家属在广州居住问题。

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一禁令已经无法再维持。《南京条约》谈判时，英方代表璞鼎查将此作为重要问题，在他们单方面拟定的条款草案中，明确写明准许英国人带女眷来华居住。他还解释说：“这样可以免致英国人与家属离散，在中国有了家室，英国商人才能安心做生意，也就可以给你们中国缴更多的税。”这时清政府已被英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到了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地步。即使璞鼎查不这样解释，清政府也不敢再坚持这一执行了近百年的荒唐禁令了。

谈判中，清朝谈判代表耆英，就这一问题曾给道光皇帝去信解释：“向来夷船进口，携带家眷，只准留住夷船，不准寄居会馆，立法本严。窃思夷船之所以难治者，诚以飘忽往来洪涛巨浪之中，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遥患;今若有庐室以居其货，有妻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货，又携家室，倾恋滋多，制控较易。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府顺其情，睹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闲。”耆英全面否定了清政府过去的政策，大谈让西方女人来中国的好处。实际上是中国打了败仗，只能委曲求全，英国怎么说中国就只能怎么做而已。

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中国)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从此，西方各国在华的官员及商人，他们的妻女和女佣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居住了——这一天他(她)们等了近百年。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西方的女传教士和修女们也可以来中国了。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和内陆城市越来越多，西方来中国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她们大批涌入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居住，个别人还进入城市周边的乡下，并开始与中国人进行广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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