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在陕甘苏区西面和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与别的国民党军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根据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从东三省退到关内。他同日本人有国仇家恨，有较强的抗日愿望，因而对“剿共”并不积极。杨虎城更是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有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对“剿共”也不积极。中央一到陕北，十分重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在1935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这时，日本人策划所谓“五省自治运动”，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了。爱国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歌声，就是在这一年唱出来的。

由于东北军的驻地和陕甘苏区靠得比较近，红军同他们打过几仗，抓到一些俘虏。会师前，徐海东率领十五军团在甘泉附近的劳山和榆林桥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打过两仗，俘虏了好几千人，其中在榆林桥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后来在沟通我们同张学良的联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我们对东北军的俘虏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给他们讲东北沦陷后的情况，演文娱节目，唱《流浪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同时，生活上优待他们，派人同他们谈心。我们政治部的秘书长周桓是东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当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苏区，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东北军是老乡，共同语言更多，我们就派他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训练，这些东北军俘虏的觉悟提高得很快，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又把他们派回去，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党在东北军中的政治影响。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为脖子上有个疤痕，外号叫高疤脖子，打仗也很勇猛，十五军团同他那个团作战时伤亡较大，所以，徐海东对他很恼火。高被俘后，徐海东打了他两个耳光，以后一直关在那里，因为忙于作战，来不及处理。中央到瓦窑堡以后，就把高福源提出来审问，做他的工作。他提出要回去。当时，彭德怀同志和我带领部队驻在甘泉附近，毛主席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有那么一个人，我把他送到你们那里，你们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接着，把高福源送到我们那儿。高福源一到我们驻地，彭德怀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住在一起。高福源没想到彭德怀这么大一个司令，会跟他住在一起。彭总还交代我们政治部做他的工作。我同他谈过多次话，周桓更是天天陪着他。

那时，红军包围甘泉已经不少日子了。但那是一个在半山上的小城，很不好打。里面驻有东北军一个团，由一个叫张文清的师参谋长在那里指挥。我们希望他们能主动撤出，就让高福源爬到城墙边坟堆后去喊话。他连话筒也没有，就说我是高福源，要那个哨兵把师参谋长叫出来。这位师参谋长认识高福源。高福源就说，红军希望同我们联合，打回老家去。那个参谋长说：你说这些我不相信，你背后都有枪顶着哩，你要谈，明天进城来谈好不好？高福源回来向彭德怀报告。他说我可以去，只要你们同意。我们说：他万一把你扣起来怎么办？高福源说：他不会，我还要回来给你彭总司令报告谈的结果，请你相信。第二天，高福源真的去了，大出张文清的意外、但他仍然疑心很重，又提出要高福源带一个红军干部来谈判。我们就派周桓同高福源一起去；同时，杀了猪，准备了粮食、烟酒等物品，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等标语一起带去。因为甘泉被围困了不少日子，什么都买不到，食品供应已中断好久了。在谈判中，张文清表示要回洛川去向张学良报告。那时，城里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电台。他知道了这件事，就要高福源到洛川去见他。并且让红军派一个人来。周桓就陪高福源一起去见王以哲，商定红军与他建立电台联系。后来，又派李克农去见张学良。过了不久，我们忽然收到王以哲的来电说，张学良希望近期在延安会见周恩来。这样，党中央同张学良的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在甘泉被我们包围的东北军准备撤走，走的时候我们组织群众进行了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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