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孙立人曾让3000日军战俘在广州修新一军的纪念碑，认为新一军俘虏的日军远不止数百人，但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因为曾参与此事的新一军老兵黄隆炽在其《管押日俘修建新一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经过》中说明确说明，新一军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回到广州参加受降仪式时孙立人命令修建纪念碑的：“孙军长是在受降仪式刚结束，立即亲口向走在他身边的三十八师李鸿师长下达的命令，并说要派日俘来赎罪修建，要修好，还要快。现在经过3000多日浮的修建，基础工程大部完成，监工的工兵营要撤走，日俘要大部遣返，就把继续修建的任务交给留守处，留守迁把任务交给我们营。”(《纪念孙立人文集》P183)日本投降后，在华日军皆是俘虏，调用3000人来修纪念碑也不奇怪，并不能说这3000人就是新一军从缅甸俘虏的。

二、国军在抗战中的确有杀日本俘虏的现象

但上述理由并不能否认孙立人所部存在杀日本俘虏的可能性，因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作战过程中的确存在杀俘虏现象，而且用活埋的方式也出现过。

林彪1937年：“华北军队”曾活埋、火烧日军俘虏

虽然中共在抗战中对日本俘虏采取优待政策，但并不等于国军也是如此。不知何种原因，涉及国军抗战中俘虏政策的资料极少，从能查到的国军对待日本俘虏的资料来看，的确存在杀日本俘虏的情况。比如说，林彪1937年11月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谈及日军不肯投降的原因时说：

“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与优待俘虏。”

在1938年8月《关于军队领导问题的报告》也提到：“军队纪律我们刚才讲过有对内对外之别，还有对敌军纪律，这主要的是优待俘虏，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对这些是作惯了，不成问题，但在其他军队及民众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主张杀俘虏。但这种狭隘的办法是帮助敌人、巩固敌人、健全敌人。”

也就是说，在八路军高级将领林彪所掌握的信息中，国军部队对日本俘虏的确不够宽容，存在杀俘虏甚至用活埋、火烧、剖肚等方式杀日本俘虏的现象。对于国军杀俘虏的说法，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也有提到：

“杨团长一次讲话中……说:‘九一五团的前身是一三一师，全师人打光了，仅剩下一个团，大多数人是新兵。我们牺牲了许多军官师部提拔我当了团长。’一个军官告诉我，抗战头几个月里肉搏中对举手投降的鬼子决不宽恕。全中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案，几十万老百姓和动不了的伤兵被鬼子杀害了。杨团长一看到恳求饶命的鬼子就高喊:“杀!杀!杀!”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留一个活的。”(《史沫特莱文集1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09月出版P370)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滇缅会战中，远征军老兵张体留在回忆腾冲之战时说：“说老实话，当时年轻，看到日本人来投降，眼睛已经打红了，因为家乡人被打死太多了，战友也被打死太多了，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一排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了。”[详细]

由此可见，由于日军在华罪孽深重，国人深受其害，远征军战士在战场上由于仇恨过深而杀日本俘虏的情况恐怕也在所难免。

现有的战史资料水分较大，不排除存在为“尊者”、“胜者”、“受害者”讳的情况

现有的战史资料中歼敌和俘敌数据都是由作战部队自己上报并写入资料的，这中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多报战功或者隐藏不合理行为的情况。

比如，关于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的歼敌情况，孙立人、白崇禧、孙克刚、当时直接与敌作战的113团团长刘放吾都宣称：“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白崇禧回忆录P230)甚至有人说：“仁安羌一役，我军仅以战斗员1121名的113团，与7倍于我之敌军33师团的214和215两个联队主力激战，为国捐躯的官兵计204名，负伤者318名，几占全团战斗力的一半。但我军却击毙、击伤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官兵1000多人，并且挽救了7000多英军的生命”(《孙立人将军抗命驰援仁安羌》，《<孙立人将军传>副刊——印缅抗日战争书刊评论集》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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