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实情况是无论当时的敌人数量还是最后歼敌人数都有所夸大。就歼敌人数而言，据1942年4月20日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说：“现据孙师长皓未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P1131;《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时的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孙立人的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其实敌人死伤人数也就四五百人，而最终战报上却说“遗尸1200具”或者“击毙、击伤敌官兵1000多人”。

既然在战果上有所虚报，那么即便真的在战场上出现了杀俘虏这种并不是很光彩的事，肯定不会将其写进资料大肆宣扬。上边提到了国军的确存在杀俘虏的行为，现有的正式文件和战史中找不见任何相关描述。虽然这种行为不符合日内瓦公约，但与日军杀俘虏的规模和残忍程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所以有所隐讳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此，可以说的确存在远征军俘虏了日军并将其活埋对外宣称是“击毙”的可能性，但这种行为即便真的存在，也不可能大规模进行，更不可能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统计，因此1200人这一准确数字还是值得怀疑的。

以孙立人的留美经历否定此事并不可靠

上述新一军老兵以孙立人留美受过良好教育一事否定其下令杀过日本俘虏，这种观点并不可靠。诚如叶兆言所言“我们讨论问题，必须就事论事，孙立人是否虐杀过战俘，关键是有没有，不是会不会。”

别忘了，虽然孙立人在美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也参加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保卫战，对日本在华兽性再熟悉不过，并且他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期间遇到了曾经的老对手第18师团，新仇加旧恨，出现过激行为不是没有可能。诚如美国人法兰克吉伯在其《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中说：“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

受到的教育再良好，在残酷的战争和对方令人发指的兽行面前，动怒甚至做出过激行为都是可能的。虽然可以肯定孙立人在公开场合没有下过此种命令，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私下里发此言论的可能性，而仅凭现有的关于孙的史料来做出判断是不可靠的，因为现有关于孙的资料几乎都出自其本人、部下及家属，即便孙真的私下里说过此话，一来知道的人范围有限;二来知道者有可能为维护其声誉，恐怕不会真的将其写进资料。

根据萨苏的说法：日军曾经指责孙立人部下杀俘虏

学者萨苏曾说：“日本资料中没有‘孙立人杀俘’的说法。倒是有一个叫李鸿(曾是38师团长，后接替孙立人担任38师师长)的将军，日军曾经指责他有杀俘的现象。”

据跟随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大公报》随军记者煦东介绍，在1943年11月的于邦战役中，李鸿率部遭遇了曾经在淞沪会战中让其部损失惨重的日军第18师团，在这次战役中李部歼灭了该师团的55联队：“我们检查虏获的文件，知道敌人这第18师团，就是以前的久留米师团，六年前淞沪之役，曾经同我们在周家桥刘家宅一带碰过面。1940年冬季，施坦恩顾问从上海归来对我们说：‘敌人在上海损失最大的要算周家桥刘家宅之战，他们为了不忘记那一次的教训，曾刻下一块纪念碑，竖在苏州河边。’到今天可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们决不肯把他轻易放过。”(煦东《于邦之捷》，《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P177)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时任团长的李鸿碰到了昔日的仇人，的确有可能有杀俘虏的过激行为，萨苏所提到的日本材料如果真的存在，可以算作孙立人部下李鸿杀俘虏的孤证。

结语

1、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可靠资料能够证实孙立人或者其部下杀过日本俘虏。

2、出于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愤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确实存在一些杀俘现象。

3、即便孙立人或其部下杀俘虏是真的，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这种战场上的极端行为欢呼。确实，日本在华曾犯下滔天罪行，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面对“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这样的段子，高呼一声“是中国人就转”，确实相当解恨。但解恨归解恨，这样的欢呼，一者，不能让我们更文明，二者，也丑化了孙立人将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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