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四九○年)冯太后死后他在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睿的谈话中：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