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离开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面前应该作出什么选择?那么答案一定会更多，更复杂。这无疑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笔者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从孝文帝其人其事的确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中国的范围乃至整个东亚，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二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所以对其他民族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当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限制，想汉化未必化得了，但要进步就只能学习汉族文化却是别无选择的道路。不仅前面提到过的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就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现代化”而不“汉化”，岂不两全其美?可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除了孝文帝等个别君主，其他大多数非汉族君主都曾想过不少办法，试图在接受汉族文明的同时保留本族的一些重要习俗，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辽朝皇帝曾坚持“捺钵”，即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不同的野外帐篷中生活和办公，但到了后期，捺钵时间越来越少，而实际的首都却已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南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王公贵族还喜欢住在更南的南京(今北京市)。金朝后期，迁入黄河流域的女真人纷纷学汉语，穿汉装，改汉姓，以致皇帝多次下诏禁止。但连太子、诸王都“自幼惟习汉人风俗”，女真“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气得金世宗骂他们是“忘本”，看来已无可奈何。满族入关后，为了保持本族传统煞费苦心，将边外的“龙兴之地”列为禁区，设置围场，皇帝每年行围打猎，禁止满汉通婚，强制推行满族服饰，坚持使用满族文字、姓氏，措施不可谓不周。但曾几何时，早已在关内定居的满族人不愿再回关外;八旗将士骑不了马，拉不开弓;乾隆以前的皇帝还能跃马射虎，以后就只避暑不围猎了;满姓虽还保持，名字却早已汉化，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姓名。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时，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开禁，剪辫合法，还有多少传统能够保得住?二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请记住，这里讨论的是历史，不是现实。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没有民族自治或基本人权的保障。当时也没有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没有电话、电报、摄影、电影，更没有电视、传真或信息高速公路，不要忘记，先民是在工业革命前进行民族间的交往、争斗、竞争和融合的。所以我要赞扬孝文帝元宏，因为他走了一条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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