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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翁照垣愤然离开十九路军。经李璜引荐, 翁照垣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第117 师师长, 其中下级军官也多为青年党员。长城抗战中, 第117 师转战冀东卢龙、迁安、丰润、玉田等处, 其营长、青年党员胡钟麟在马兰峪战死。 至于在政治方面，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投身战时政府，推动宪政，都活跃着青年党的身影。因为涉及到“抗战期间是否要宪政”的论争，不易说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赘述。 相对于青年党的实力，这些作为已然是竭尽所能，无论规模大小，成败如何，作为后人的我们都该拿他们作为国家英雄来祭奠和怀念。有的论者说1934年后，青年党的抗日活动基本停止，说他们不再抗日，而专门反共，实在有些荒谬。其一，1934年之后，青年党已经加入到国民政府，将自己的抵抗运动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当中，既然拥护政府，那么与政府步调一致，不再独树一帜，便是顺理成章。否则，政出多门，军令不一，难免出现“事变”、“摩擦”之类的事件。在国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中的青年党员一直在战斗，只不过，不再是以青年党为标榜罢了。其二，青年党自从提出团结御辱的口号之后，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团结，而并非攻击，一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党第三次省市干部大会上，一些骨干要求进行彻底的反共工作，却没有被大会通过，大多数青年党领袖仍然秉承相忍为国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党极为重要，而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党和其他党派与共产党积极联系，寻求支持之下完成的。 先人用血汗做出的业绩，后人用墨写的谎言来掩盖，实在是国家极大的悲剧。 
相对于青年党来说，中国国家社会党的规模要小得多。而影响却并不逊色，虽然其正式以“国家社会党”为党名活动应该算在1934年，但历史却可追溯到清末，其领导人均为社会名流，如在193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务委员为张君劢、张东荪、汤乡茗、罗文干、陆鼎揆、诸青来、卢韩昌，执行委员则有梁实秋、梁秋水、徐公勉、黄炎培。 国社党的所遵循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一面反对共产主义，一面避免“重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点”，从而推行“渐进的社会主义”。张君劢一贯“反共”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进行。于是，国社党也如青年党一般，即被共产党敌视，又为国民政府所打压。北伐时期，北伐军占领上海，立即封闭国社党创建的吴淞政治大学，张君劢也曾被国民政府绑架，以至于一条腿受伤，终身残疾。 [$HR getPages$] 在抗战爆发时，国社党的党员据他们自称有10000多人，在全国除陕西和甘肃之外均有党部，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等省规模较大。但作为党魁的张君劢虽然是宪政专家和学者，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政党领导人，在提高本党声望和力量方面并不在行。如青年党一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从而进行抗战，国社党力有未逮，因此，国社党的抗战主要是在政治层面。 所谓政治层面，国社党的作为主要为两点：其一，促成中国的政治统一，各党派团结，一致抗日；其二，积极推动国府行宪，实现战时宪政。 1938年4月13 日，张君劢以国社党代表身份，致信蒋介石与汪精卫，言道：“……同人等更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愿为公等确实声明者也。更有进者，方全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表达了放弃以往政见和恩怨，服从政府，一致对外的态度。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作为国社党的实际领袖，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后又带领国社党参加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 至于推动战时宪政，功过是非，实难有个中肯评价，但其出发点绝非借国难而发展本党在朝势力。张君劢其人，极有原则与操守，即使是参加抗战后所召开的“伪国大”，因为对政府对宪政打了折扣，便不但本人不接受任何职务，还拒绝民社党（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后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人接受内阁部长职位，仅仅派一人充当行政院政务委员，可见其并非争权夺利之人。推动战时民主宪政的原因，是认为只有宪政与民主才能真正凝聚全国人心，集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是不是国社党就没有人直接参加武装抗战呢？也不尽然，有一个公案，值得在这里一说。 上文有关青年党的抗战事迹，说到东北抗日铁血军司令苗可秀，而与苗可秀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位少年英雄赵侗。一般人认为，苗与赵都是青年党员，但据很多与赵侗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的回忆，赵侗是国社党员。 赵侗与苗可秀一样，都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与苗一起入关，后又一同出关参加邓铁梅的自卫军。邓铁梅殉国后，与苗可秀组建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1935年苗可秀殉国后，赵为铁血军司令。由于铁血军在战斗中损失太大而又得不到补充，赵侗不得不入关寻找救国会谋求给养，由白承润代理司令。然而，赵入关后不久，铁血军就在日寇的围剿下失败。赵侗于是在北平一带组织国民抗日军与日军周旋。其母赵洪文国也是位巾帼英雄，全力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毁家纾难，四处购买军火，做抗日宣传，被誉为“游击队之母”。 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而赵侗始终未加入共产党，后脱离队伍南下重庆。在这里便出现了悬疑，共产党说赵侗是叛变，意图拉走部队而未得逞，国民党方面则说赵侗是奉国府之命南下述职。在重庆，赵侗及其母亲受到极高的待遇，被誉为“当代岳飞”，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 1939年6月29日，赵侗奉命率200人组成“抗日挺进队”北返河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途径河北新富、灵寿两县交界的陈庄时，突遭伏击，赵侗战死，时年仅28岁。其妹赵理智亦同时殉难，年仅20岁。 令人痛心的是，伏击赵侗所部的，是第十八集团军120师所部。这一点，可从《聂荣臻回忆录》和当时重庆出版的林夕所著《赵侗之死》得到双重印证。这自然只是当时抗日敌后战场诸多“摩擦”中的一个而已。 究竟赵侗的党派身份是青年党还是国社党，笔者手头资料难以最后确定。而无论其为何党何派，均为民族脊梁，抗战英烈，是值得后人追悼与怀念的。 中国致公党的名头要比上述两党响亮得多，究其根本原因，是最后站对了队。其实，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在国内的影响，应是比不上上述两党及其他很多党派的。不过，中国致公党在抗战期间的贡献，却是中间党派中数一数二，不可抹煞。 
若论致公党的渊源，本应该和国民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水乳交融才是，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致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可说是水火不容。 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洪门，就是人们熟悉的天地会。满清政权逐渐巩固后，一些洪门人士为躲避镇压，纷纷移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南洋和美洲的洪门人士大量增加。而在海外的华人，无依无靠，备受压榨，洪门组织“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 ，使得南洋华侨“蜂拥从之”，美洲华侨参加者达“十之八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