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民认为所谓“毫无节制”，主要是从战时财政吃紧和军事戒备的需要来考虑，不愿使中日学生“无限制”接触。
虽然一些日本教师和学生“善意照顾”这些来自日军占领区的中国留学生，但也有一些人非常傲慢，优越感强烈。当日本人看到臭虫，大喊“南京虫”、“南京虫”时，东京商科大学留学生李树国非常讨厌地反喊“东京虫”。留学生宋秉彝不堪忍受日本学生常骂“蒋介石是混蛋”，时常与日本学生争辩。
另外，日本方面和留学生的相关团体和机构，还会刻意组织一系列“亲善”活动，比如“夏期修炼”或“冬期修炼”、参观访问、“名人”讲演等，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参加。其中最让留学生最不堪忍受的是，让他们访问日本侵华战争元凶，慰问日本战死者的遗属，参加日本战死者慰灵祭，集体祈愿“大东亚战争”必胜等。内心愤懑之时，他们还得装出恭敬的样子来应对。
日本东亚振兴会在1944年多次组织留日学生参加“大东亚战争”慰灵祭，6月1日到明治神宫、11月5日到靖国神社祈愿“大东亚战争”胜利，9月17日悼念战死的海军大将中村良三。 靖国神社
徐志民认为，这种强迫留日学生祭祀、悼念侵略者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留日学生的民族感情，甚至一些善意的日本学生也不愿留日学生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不允许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
七七事变之后，日方对留日学生的监视更加严密。
“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是中国学生相对集中居住的地方，会馆馆长是陆军少将，他有特别的钥匙，能进入全部房间。有留学生回忆，白天上课的时候，他们进入房间，翻箱倒柜的调查，甚至留日学生半夜点灯准备复习考试，也要提前申请。除此之外，日本特高警察利用学生外出上课的机会，偷入宿舍搜查更是家常便饭。
1938年初，中日徐州大战，其中台儿庄之战最为激烈，日军局势相当被动，随时面临被歼灭的危险。据徐志民考证，1938年4月，日本警视厅外事课(情报间谍部门)增加30名职员，名义上负责“中国留日学生思想运动”，实际是加强对留日学生的思想监控。
战时日本的一些学校图书馆和书店中，虽有关于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但你中国人看，就是违法行为”。
熊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一名中国学生，仅仅因为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就被日本警察关押了好几个月。
留日学生吴新与同学在神户港游玩时，偶遇一些中国劳工并交谈几句，随后即遭到日本警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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