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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震恐之余，只得在魏惠王二十年(前350年)，同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相会重新讲和。这样魏国的西部也稳定下来。 魏攻占赵都邯郸，齐、秦、楚救赵，展开了五国间长达五年之久的激烈战争。魏国要在这次斗争中惩罚赵国，打破齐、赵联盟，巩固其对淮泗间小诸侯的领导权。齐国则想在这次斗争中破坏魏国的霸业，夺得对诸侯的霸权。因此，魏军围攻邯郸，曾征发宋国军队配合(《战国策·宋策》)，韩国大约也是支持的(《战国策·韩策一》)。而齐军败魏于桂阳后，也迫使宋、卫出兵助齐围魏襄陵。所以，魏、齐的斗争实际上是争夺霸权的角逐。魏惠王败齐于襄陵，又攻拔邯郸，有统一三晋的趋势，但却引得齐、秦、楚三国攻魏救赵。齐近赵，又志在争霸，形势紧迫，故拼全力同魏相争，虽败魏于桂陵，却无力继续进攻，与魏成相持状态。秦、楚距赵远，情势不如齐国迫切，所以意存观望，出力不多。秦国虽然攻陷少梁、安邑，迫使魏国放弃邯郸，好像起了主要作用。其实秦国是趁魏国主力在东方同齐、赵战斗无力西顾的机会，一旦魏国东部缓解腾出手来，秦也马上退缩被迫讲和。因此，魏、齐两国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要竞争对手。魏国在斗争中虽然吃了不少亏，最后却取得了一定胜利，仍是七雄中的最强者，这使魏惠王的霸业仍能发展;，因而有逢泽之会。 逢泽之会是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在大梁附近逢泽召集的会盟，会后魏惠王又率领与会诸侯朝周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四》和《秦策五》记： 魏代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  逢泽之会 参加会盟的诸侯除泗上十二诸侯外，还有秦公子少官和赵肃侯(《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八十三)。《史记·秦本纪》：“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又《史记赵世家》：“肃侯四年，朝天子”(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八十三，赵肃侯朝周天子应在肃侯六年，即魏会逢泽之年)。秦、赵参加魏惠王在逢泽召集的会盟，就使逢泽之会有别于魏惠王以前召集的各次会盟。那些会盟除韩国外，参加者都是淮、泗间的小诸侯。这次有秦、赵两个大国参加，实在为魏国的霸业增色不少，可以说是魏惠王霸业发展的顶点。 有些记载说魏惠王在逢泽之会后称王，这种说法不大可靠。称王和朝天于是冲突的，魏如要称王当然不会去朝天子，既朝天子也就不便称王了。因为朝天子的目的在于借周天子的名义来号召诸侯，以便进一步控制诸侯。春秋时齐桓、晋文创立霸业，就曾用“尊王攘夷”的口号来号令诸侯，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不挟天子是不能号令诸侯的。后来，称霸的国家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压迫诸侯服从，也就不大朝王了，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根本就没有朝过王，而且还自称为王。魏惠王霸业在十四年形成，但逢泽之会前，未见朝周王的记载。当然这不能肯定魏惠王就没有朝过周王，但至少可以说明那时魏国并不特别需要借天子名义来号令诸侯。因为当时它最强大，正是魏惠王自夸“晋国天下莫强焉”的时代，它有足够力量迫使诸侯服从，所以，朝天子与否并不是魏国霸业的重要问题。那么，魏惠王在战胜赵、秦后会诸侯于逢泽，为什么又要特别举行朝天子的仪式呢?这是由于魏国在围攻邯郸后的大规模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长期的战争使魏国“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吕氏春秋·不屈》)。特别是在桂阳和桂陵两次战役中被齐国打败，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促使齐国威望提高。齐国正是魏国霸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显然这是最不利于魏国霸业的事情。魏惠王在本身力量有所削弱，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齐国威望增高、三晋联盟破裂)的情况下，为了巩固霸业，抵制齐国的竞争，借用周天子的名义来号召诸侯，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在会诸侯于逢泽后，又率领与会诸侯朝见周王。这样看来，魏惠王绝不会在还需要尊周王的时候自己称王。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逢泽之会虽有秦、赵参加，却不见魏国的老伙伴韩国出席的记载。韩国是否参加逢泽之会，确实是衡量魏国在逢泽之会时对诸侯有多大控制力的最好说明。《战国策·韩策三》： 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弗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 《韩策》没有记九里之盟在何时，但从会诸侯、复天子和韩国叛魏的事迹可以推断，九里之盟同逢泽之会当是一回事。韩国自魏惠王十四年朝魏后，一直服从魏国。魏惠王围赵邯郸，韩国是追随者。齐师救赵，败魏于桂阳，宋、卫叛魏而同齐军一起攻魏。韩国仍然服从魏国，同魏军一道在襄陵击败齐、宋、卫联军。因此，韩国叛魏当不在魏拔邯郸之前。魏惠王二十九年在马陵被齐国打败，齐代魏成为中原霸主，此后魏也不可能会诸侯，复天子。所以，九里之盟只可能在魏惠王二十年攻克邯郸、与秦会于彤结束邯郸之战以后，到二十九年马陵之战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内，逢泽之会正好在这一段时间内。而且，逢泽之会未见韩国参加的记载，会后却又发生了魏国伐韩的事件。《水经·渠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