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典骂蒋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学潮中的表现，即为其鲜明一例。

“北伐”胜利之后，南方气象一新，各省都兴起办学之风。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学校设在当时的省府安庆）校长。是年 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值“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应，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

而在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关于当时场景的描述，至少有七八个版本。笔者择其3例较为平实、可信者列于后：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我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刘兆吉/文）

“……蒋却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出言顶撞’，蒋介石大为震怒：‘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刘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张正元、杨忠广/文）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的学生。刘却当面顶了回去，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烦请委员长不要插手学校的事情。’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近代学人轶事》，叶新/文）

刘文典终于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解散安徽大学一事也不再提起；但附一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刘在安大时，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

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安庆文史资料》总第7辑，杨起田/文）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下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揭露了蒋的独裁专横，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自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

3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说得更精彩：“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曾经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香港信报·听雨楼随笔》）

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病死，章才被释放。

爱惜羽毛

除了勇斗蒋介石，刘文典的气节还不止于此。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在“国民代表打国民”的那天晚上，刘文典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刘文典全集》卷四，第802页）

不过后来，他还是禁不住嬉笑怒骂了一番解气：“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罢了！”（《北大感旧录·刘叔雅》，周作人/文）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却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同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都被刘断然拒绝。刘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两次搜查刘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横眉冷对。他本善日语，但却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不讲一句。他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刘文典传略》，诸伟奇/文）。

此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的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忆刘叔雅先生数事》，吴晓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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