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安排，并说道：“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文人本色

刘文典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不仅表现在讲课中，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他：“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连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却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5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他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他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

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4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刘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寅恪）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一日，刘文典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挟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蹿出来，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窜。在路上，他正遇到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火起，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大声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跑什么跑啊！”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问起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时，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便前往听讲。刘见了并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便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闻听后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刘叔雅》中这样描绘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并且据说此公还喜欢逛窑子找妓女；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只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授。在他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闻一多遂坚决主张不再聘用。王力教授为刘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恨恨地去了同在昆明、由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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