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张回答：“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到底谁利用了谁，不能预先判断……我们干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得到多少收获，不光靠主观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所以要耐心坚持，守住阵地，等待时机。你先试试看吧，你本来是写文章的，先写写文章再说。” 《女生》自1942年5月创刊，到1945年7月停刊，共出38期。关露用芳君、林荫、梦茵等笔名，先后写了一百三十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剧评等。这些文章并不涉及时事，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封建的思想。 在上海沦陷时期，原先的进步报刊均被迫停刊，舆论阵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我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储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女声》这本妇女杂志，成为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其所发表的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诗歌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战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当时，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丁景唐、杨志诚、董乐山、鲍士用、杜淑贞、陈新华、李祖良、陈嬗忱等，先后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而关露当时并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但她凭着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在那么多外稿中慧眼识珠，选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1943年8月，佐藤俊子邀请关露作为《女声》的代表，去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关露深知此行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她向党组织请示，党组织同意她去，并指示她不要放过这次机会，趁机开展新的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却使关露的“汉奸”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比坐牢、杀头还可怕。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有好几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妈妈”(指党组织)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最后七年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80年5月1日，关露突发脑血栓，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她带着病体，坚持口述，请朋友代笔。在病中，关露把《不屈的人们》给楼适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