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强敌入侵，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封贡外交体系随着大炮和洋枪的轰鸣声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西方先进思想冲击着中国古老的法治观念。

面对国家的落后与衰弱，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国家，走上了艰辛的近代化之路。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界、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名字叫王宠惠。

第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在香港一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十分注重对于子女的教育，不仅为他们聘请家庭教师讲授儒家经典，还适时地把他们送入西式正规学校学习。王宠惠幼年入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课余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很早就开始接触中西方文化的他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大学堂，开始在全国招考学员，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它全面引进了西方教学模式，不仅教员多聘请外教，就是所开设的课程也是移植西方国家的设置，以法科为例，它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二十门，所用课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王宠惠在香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法科学生。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这是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19岁的他以北洋大学第一名最优等生的身份，领到了考凭(即文凭)，这张文凭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文凭的原件现存台湾。《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一书收入了该文凭的影印件。作为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获颁的是“钦字第壹号”文凭，因此他所持的文凭被认定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而文凭的持有者王宠惠，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回应嘲讽的智慧幽默

毕业之后，王宠惠先就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稍后赴日本留学，专攻法政问题。1902年转赴美国留学，在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又赴欧洲继续研究国际公法。他不仅获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这也是亚洲人中第一位入选该学会的学者。

在那个时代的西方社会中，华人的地位及其低下，许多外国人都十分瞧不起华人。王宠惠在国外时极力维护华人的形象。有一次在伦敦参加宴席时，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 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力挺孙中山的维新志士

说起王宠惠的一生，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他的名字叫孙中山。孙中山与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私交甚笃，王宠惠孩童时，孙中山在他家旁边的雅丽氏医院附属的西医书院习医，常常与王煜初研讨革命理想。所以在王宠惠的成长过程中，无论在留学海外还是后来涉足政坛，孙中山都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和随后进行的反袁斗争的追随者。他曾担任《国民报》英文部撰述，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工作。孙中山不仅在经费上赞助过海外求学的王宠惠，还经常勉励他积极探究中国的法律问题。

1911年，而立之年的王宠惠初涉政坛。王宠惠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是孙中山力挺出任的。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提名王宠惠为外交总长。当时有人提出王宠惠资格不足，建议起用外交经验丰富的伍廷芳。但孙中山力挺王宠惠，称“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之。”而对于老将伍廷芳，孙中山在会见上海的报社记者时，则强调民国建国之初立法很重要，对伍廷芳另有重用。但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任用年轻的王宠惠，将外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这样，对王宠惠也是莫大的支持，为他今后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外交才能，成为第一个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中国人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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