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的王宠惠辞去司法总长后，转而受聘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不久后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虽然不在官场打拼，但这段“清心寡欲”的时间却让王宠惠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诣，他深入研究《临时约法》，先后著有《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影响深远的书籍。王宠惠在中国民法和刑法上的贡献也为人所称道，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草案最终于1928年通过，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王宠惠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中华民国民法》编订也有王宠惠的功劳，他学贯中西的背景，使这部法典注重对西方先进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

192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法学家之一，王宠惠又打破了一项全国纪录。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成为了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的法官。担任国际法官，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他所表现出来的法学修养和绅士风度，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无不为之折服。身在海牙的王宠惠也不忘维护民族尊严，常常有力回击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1924年王宠惠游历法国时，法国最高法院特别邀请他做演讲，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的重要地位。

灵动思辨的“犀利哥”

王宠惠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常常让瞧不起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自取其辱。1933年，王宠惠奉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会上，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王宠惠说：“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顿时各国代表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了个没趣，悻悻而退。

1945年王宠惠(左二)与顾维钧(右二)

1943年，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时，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11月26日，三国代表正式会商《开罗宣言》一事，英国代表别有用心地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当然归还中国”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此言一出，王宠惠当即表示中国不能赞成，若如此含糊，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英国代表表示日本放弃即代表归属中国，但王宠惠坚持不得含糊，否则会议公报将丧失其价值，若不明言归还中国，则盟国联合作战，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显了。美国代表也赞同王宠惠的提法，最终英国照中美意见写明“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被委以润色和审定联合国宪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悠长、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不多的达人之一。纵观他的一生，至死都没有改变他的士君子人格。据说，由于他平生不贪名利，结果，当他晚年生病的时候，困顿得都拿不出钱来治病，而只能靠别人的捐赠清偿医药费。除此以外，如果不因人废言，我们也得坦率承认，王宠惠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法学和外交思想遗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1958年3月15日， 77岁的王宠惠在台北去世，这个新闻并没有在祖国大陆掀起什么波澜，此后更是湮没无闻，直到今天，大陆学界才对他略有关注。王宠惠虽早已离我们远去，可是却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法学和外交思想遗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文/刘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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