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好景不长，仅仅当了3个月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1912年3月，王宠惠的第一次政治经历就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匆匆落幕。但王宠惠在法学方面的造诣也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命唐绍仪组织新内阁，王宠惠被选为司法总长，这也是北洋政府的首任司法总长。面对袁世凯的独断专行，身为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事事咸恪守约法”，以欲限制之，又是3个月，王宠惠的仕途因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而中断，也宣告了他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

被忽悠的“好人”总理

虽然前路艰辛，但王宠惠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

沉寂10年，王宠惠东山再起。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以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是因为“好人”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为此，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

1922年4月，直系在对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将北京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直系来说，要想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总统宣布为非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自己的首领曹锟才有望登上总统宝座。为此，吴佩孚想出了恢复1916年旧国会的奇招，即以“恢复法统”为名，将南方总统孙中山、北方总统徐世昌一并宣布为非法。这个建议一出，立即为直系各派所接受。

这个时候的吴佩孚，不仅是直系内部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也是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吴佩孚与别的军阀不同，他有过反对安福系亲日卖国行径、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光荣历史，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军人。认为将北京政府置于他的控制或影响下，能给饱受“无政府”或“坏政府”之苦的人们，多少带来一些希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和期望，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组建一个“好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信心。就这样，在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等人组成“好人政府”的愿望成真，

紧接着，在多方呼应的有利气氛中，“恢复法统”的努力很快见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为首的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辞职。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稍后，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州大本营，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6月的解散国会令，半数以上的旧国会议员随后聚集北京，中华民国一时间“法统重光”了。而王宠惠的个人政治生涯也在此时达到了巅峰，出任国务总理，并组阁。由于政府阁员中容纳了不少“好人”，更由于总理就是由“好人”王宠惠出任的，所以这届政府在当时又被称为“好人政府”，或“好人内阁”。

可惜“好人政府”在军阀混战的特殊年代，各方矛盾极其尖锐，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支撑，也缺乏人民的广泛支持，无力控制当时的混乱政治局面，后来，甚至连胡适等“好人们”也有所不满。所以仅70天，王宠惠执掌的“内阁”就倒台了，仕途不畅的王宠惠离国，到海牙出任国际法庭候补法官。

学贯中西的法学大腕

王宠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骄傲的，应该是他在法学上的贡献。王宠惠凭借其天才般的语言天赋，在法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为国际法学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07年，王宠惠将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出版后立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赞誉，成为了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访台湾时，也要亲自拜访王宠惠，因为尼克松上大学时，教材正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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