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绑缚赴京的规定首先出现在《大诰》初编第五十九条乡民除患内：“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拿赴京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对邀截阻挡及其他阻碍者施以重刑，便是城乡贤良豪杰绑缚进京的配套制度。 《大诰》初编已经将范围扩大到城乡，但仅限于灭词讼、教唆诬陷之徒。故而《大诰》续编将范围扩大到一切扰民之徒，而且只赋予高年有德的耆民，不再是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指代更为明确：“……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网络配图 民拿害民官吏从诏令，但律不许赴京越诉，所以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大诰》三编中的条目才不断被载入新颁的律令之中。但到三编发布时，被恶意利用的绑缚制度已十分普遍，因此在三编中特地将“臣民倚法为奸”放在第一篇，列举各种钻营绑缚条的典型案例，共计18个。案发地以江浙地区为多，还有山东、江西、南京周边等地，证明诣阙对离京师遥远之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从三编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帝王“拍脑袋”决定的后果，通过绑缚赴京建立起来的群众司法维和，根子里还是行政思维。 朱元璋期待的绑缚进京制度的效果是“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但显然并非如此。“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更有甚者还出现民众借机公报私仇，将胥吏豪强绑缚勒索财物。 到洪武十九年初，朱元璋只发现常熟农人陈寿六谨遵圣意：“《大诰》一出，从吾命者惟常熟县陈寿六”，所以在续编中特将陈寿六浓重推介成全国优秀典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