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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农民陈寿六因受县吏顾瑛欺压迫害，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陈寿六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法定程序，即没有年高耆老，也没有豪杰，而且没有邻人做证。此案竟然由朱元璋亲审，并未通过通政司，颇为奇怪。作为奖赏，朱元璋“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二件”，并免其杂役三年，还要求将其事迹榜谕市村；为防止官吏打击报复，特申明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捏词诬陷者族诛。最后竟知照下面官吏，“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即使陈寿六违法，可不受一般审判程序管束，特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陈寿六作为标杆榜样，当然被朱元璋大书特书，但如若都像陈寿六那样，皇帝如何应对帝国其他事务？到朱棣之子仁宗掌朝时，更是彻底放弃了绑缚之策，只许诸人首告，但须经有司拿问解京治罪。  网络配图 朱元璋铁腕治吏的过程正是“绑缚赴京”制度问世和发展的过程。自洪武十三年治胡党，十五年空印案发，十八年惩治郭桓案，到十九年扩大为对积年为民害的官吏进行大规模严打，杀戮近十万人，彻底整肃官场“玩恶泼皮”。不过整治归整治，基层万般行政事务不能靠群众自立，也不能让皇帝亲力亲为，明代“三班六房”的胥吏和衙役承担了大量基层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 比如，以消除“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整治，正是以《大诰》续编为最高指示开展的，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900余名，削减幅度高达四分之三，借此整顿的全国吏员至少有一半。本该由吏员承担的行政事务不会因为吏员的缩减而减少，况且，仅仅靠惩罚性制度创新来解决官场吏治的弊端，效果十分有限。清人沈家本对此曾道：“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时人海瑞也曾感叹，凭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倍感“窝蜂难犯”，这实际上侧面回答了朱元璋自己的疑问：“朕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明代没有杀灭胥吏的威风，到了清代愈演愈烈，自清代中期以后，即便规定了员额制，但胥吏“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如果按照当时1700个县来算，胥吏数目之大难以想象，故又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以致出现“任尔官清似水，怎敌吏胥如油”的现象。 无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际，顾炎武感叹“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官弱吏强，本质上还是与官员以及官场习气有关。朱元璋的绑缚进京策实际上并未抓住吏治之根本，仍不能解决“官冗于上，吏肆于下”的官场弊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