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收入了余英时、汪荣祖等十余位学者近几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解读了陈寅恪与傅斯年、郭沫若、周扬、胡乔木之关系内情、与西方学术界之关联、1949年的去留问题、《论再生缘》出版风波、遗稿下落等历史谜题，描绘了一幅陈寅恪研究的“学术地图”。 编者周言在书中谈到本书“结集缘起”时写道：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陈寅恪逐渐走出学界，成为坊间报章杂志热议的话题，这固然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一纸风靡有关，其实坊间对陈寅恪的注意从1949年之前的一些报刊记载来看，早已有之。有关陈寅恪的话题，随着以后更多新史料的挖掘和新角度的观察，必将出现更多的论著。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未来陈寅恪研究的方向，乃是“将目光从官方移到民间”。 以下内容摘选自台湾学者郭长城的研究文章，内容有所删节,标题有修改。 对于陈寅恪何以未来台湾的原因，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学者专家提出看法，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各自表述，莫衷一是。 解禁后，两岸交流频繁，加上前一阵子掀起的“陈寅恪热”，原以为此一悬案或可因而得到解答。然而一甲子的岁月，造成老成凋零，文献保存不易，竟然使得此一问题，至今还是一团迷雾。要厘清这一点，光靠目前所知道的信息，有相当的难度。由于陈寅恪夫妇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明显有所保留。而其他师友、同仁、亲戚以及学生因事涉敏感，也都不能提出具体的说明。至于其三个女儿虽共同撰写了回忆录，却又只到1949 年为止。 笔者同样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谜团，本文撰述的重点在于探究他有没有来台湾的打算？如果有，又如何证明？ 陈家举家迁徙的经历十分丰富，因此遭受到书籍文物方面的损失也异常惨重，在此不必赘述。然而也因为有了这些惨痛的教训，在日后的搬迁势必会更加谨慎。1949 年，陈家又再度面临迁移的关头。这时除了人员之外，要带什么东西离开，就是一个大问题。 中研院史语所于1948 年冬，在傅斯年带领下，由南京迁移到台湾，先落脚桃园杨梅，之后才迁到南港现址。到今天为止，超过60 年，仍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道，提到过陈寅恪有任何私人的文物出现在台湾的史语所。目前该所历史文物陈列馆所展示的：陈寅恪致劳干那廉君函以及陈寅恪撰《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手稿，都不是陈寅恪的亲笔字迹，盖当时陈视力已受损，书信多为旁人所代笔。 陈寅恪一直是史语所第一组的主任，然而史语所始终提不出证明，他这个主任曾经有意愿来到台湾。当年，陈寅恪没有随史语所来台，包括高层，以及史语所同仁都只能低调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但是如今时空背景已经不同，史语所也正全力整理过去所中同仁留存的相关档案，陈寅恪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最大的关注。然而截至目前，还是不见有丝毫陈氏私人文物的报道。似乎间接证实了陈寅恪当年并不曾有来到台湾的意愿。 如果事实是如此，那么几乎没有讨论的余地，可以直接搁笔。然而，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陈寅恪一家的私人文物不但曾跟随着史语所搬迁到南港，而且有相当的数量，其中有些甚至是十分珍贵的。根据这些文物的内容，可以合理地判断，陈寅恪本人或其夫人（东西的装箱，均由她处理）之中，至少一人曾有跟随着史语所到台湾的打算。因为这些文物对陈家而言，可说是相当重要，应该是经过细心筛选的。包括具有特殊意义的手稿、批注过的书籍、证书、聘书、亲友赠书、赠画，甚至于铜墨盒、眼镜、药品等等都在其中。 1977 年9 月，南港一带山洪暴发，中研院各馆大约有一半进水，其中包括史语所考古馆、傅斯年图书馆、胡适纪念馆、近代史研究所等。接着1984 年，“六三水灾”造成四分溪暴涨，导致中研院院区严重淹水。经过这两次的灾难，所中同仁只能以抢救公家收藏为优先，至于私人文物只好暂时堆积在仓库中，任其虫蛀雨侵。史语所搬迁来台的文物数量十分庞大，急需有人看管，于是对外招募仓库管理员。其中有一位名叫段庆贵，之所以特别提到他，是因为陈寅恪来台文物的流向应该跟他有关。 笔者1985 年就读研究所并兼任助教，曾在坐落于台北市信义路三段的国际学舍旁的二手书店，获得了一批史语所流出的文物。这在当时很稀松平常，因为根据制度，中研院各所的出版品，都是分赠所有的院士和研究员，其中很多人在国外，院方还是照送不误，因此很多出版品沦为废弃物。因此，熟悉这个“管道”的人，只要与老板套好交情，往往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东西。 笔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了这一信息。老板起先给看了一些《史语所集刊》。看我兴趣不大，于是拿出了一个袋子，抽出里头的东西，大多都是信件，收信人是段庆贵。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老板压低声音语带神秘地说，这些绝对是好东西。由于段有离开史语所，回内地的打算，所以连个人收藏的家当也全都不要了。接着老板拿了张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一堆，说是仓库淹水后清出来的东西，因为所方不要了，所以段拿来兜售，充作他返乡的旅费。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略稿》是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双璧，后者的手写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 年影印发行，而前者则始终下落不明。任谁也想不到，这一份作者手写原稿与其誊录本，竟然跟随史语所的搬迁，来到了台湾。从这份手稿被装入赴台的箱子中，可以合理推断当时应该有前往台湾的打算。 由于经历多次的灾难，陈氏的藏书曾大量地流失，此从其弟子蒋天枢所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即可了解。在这份清单中，与他写作最相关的当属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的史书，涵盖了他中古史研究所需各朝的正史。以版本而言，四部备要本并非善本。重要的是书本之中由他本人所写的眉批，如果想要继续写作论述，那么这些书对他来说，就必须审慎处理，会把它放入赴台的箱子，应非偶然。陈氏于1949 年以后的著作，只能偏于《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而不能从事正史相关的论述，或许多少与这些书籍不在身旁有关。 以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会赠书给他的人势必相当多，在准备迁移时，对这些书如何取舍，想必有一番斟酌。熊式一所赠送的《天桥》以及英国友人赠送的This Changing World 二书，是他赴英国伦敦治疗眼疾时获赠的，对陈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俞大维是陈的亲表弟，抗战期间担任兵工署长，陈家从昆明迁至成都，均由其协助照护。俞本人虽为武将，但以好学闻名，会把这本地图装箱，惺惺相惜的意味，不辩自明。其他如林思进、孙楷第、缪钺等，或是好友，或是同仁，或是门人，都有其代表性。 对世家出身的陈寅恪而言，父亲的手迹何等重要，绝不会随意处置。从陈三立的亲笔书法也被装在箱中，就足以说明一切。此外，其侄子、侄媳陈封怀夫妇均工于绘画，而与陈家的往来也最为亲密。该画作又系祝贺陈氏夫妇出国而作，虽然之后行程因欧战爆发而中止，仍然具有纪念价值，值得留存。至于濮一乘、倪小迂等，都是患难中才得以接触到的朋友，其画作自然在保留之列。至于赠送来的论文抽印本，其取舍与否，多少也可以判断与对方的情谊，或给予对方的评价。 署名徐箴敬赠的铜墨盒上，题有“葆厚司长老世伯钧鉴”等字。陈夫人唐筼是唐景嵩的孙女，其生父为景嵩四子唐运泽（字葆厚）。根据陈流求三姊妹书中所述，唐运泽曾担任过教育司长，由此可证，这应该是运泽先生的遗物。陈夫人自幼过继给大伯父，由大伯母养育成人。则这只墨盒对她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连这么重要的先人遗物都放心随着史语所搬迁，证明其赴台的意愿颇为强烈。而当时陈家老大、老二两姊妹都在学就读，所放进去的书刚好符合她们当时就读的年级。 其他尚有个人及全家福的照片、义侨证、名片、薪资单、电报、信件、药瓶、眼镜、针线盒等零碎的东西，或为日常生活用品，或作为纪念所需，总之，以当时物品运台运输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本人整理托运，则断不可能。因此，综合以上的种种迹象，都足以证明陈寅恪或其夫人，当初确实有跟随史语所搬迁赴台的打算。即使当事人碍于特殊时空因素，在作“交代”时，矢口否认曾有来台的意愿。但事实就是事实，至于最终陈家何以选择滞留广州中山大学，则又是另一个议题了。 在是否赴台的关键点上，史语所第一组同仁李孝定当时的看法，有值得参考的地方。李于1950 年3 月23 日，从家乡湖南常德写了封信给在台湾的同仁周法高、张秉权、王志维等人，信中写到“明知来台后无事可作，或且无饭可吃”、“现正极力筹措旅费，因非少数，恐未可咄嗟立办”、“闻入台限制极严，弟已缄傅所长，请颁给证明文件”等种种困扰。李对此会有顾虑，陈就更不用说，因此，陈家一开始会有来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遗憾的是，当年笔者对陈寅恪的认知有限，且当时老板的索价也不是个人所能负担，因此跟老板请求影印部分，以便带回研究所，向师长们请示定夺。不料，所中人事改组，加上个人因素，学业、职务一时全都落空，不得已之下，暂时离开学术界，离开台北。与书店老板的约定，最后也因国际学舍一带拆除为大安森林公园，就此成了泡影。 近年来兴起的“陈寅恪热”，唤起了个人的记忆，从尘埋二十余年的书堆中，翻出了当年的影印复件，用难以名状的心情，诉说这一段因缘。也许托寅恪先生在天之灵，这些文物或有重新出土的一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