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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初曾接纳过数十万故元归附官兵和自愿内迁的北方各族首领，明廷将之安置于军事卫所。洪武和永乐年间是归附人南下最多的时期，由于面对的军政形势不同，这两个时期对归附人的安置政策也大相径庭。洪武来归的故元官兵编伍入卫，成为世代专执军役的军籍人户；而永乐之后自愿内迁的归附人却享受优养的待遇，寄籍卫所，授职食俸而不任事。在军役世袭的卫所制度下，身份的差异贯穿到子孙后代。军籍归附人在靖难之役和成祖五出三犁的北征中，凭借少数民族的善战勇敢，不少人因军功跻身武官行列，并在成化之后手握各种事权，活跃在明后期的军事舞台上。在杂居中原的生活中，军籍和寄籍归附人的本族文化都受到冲击和影响，民族变化因身份不同和所处环境的有别而显现出差异。 关 键 词：明初 卫所制度 归附人 军籍 作者简介：奇文瑛，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归附人是指明前期在与北元和鞑靼、瓦剌对峙时，以俘虏和自愿附明的方式内迁的各族移民。有明一代曾先后接纳过数十万的归附人，他们中有回归草原二十余年再度南下的故元官兵，还有来自草原深处的鞑靼、瓦剌，以及东北山林中的女真和西北嘉峪关外的哈密、吐鲁番诸族首领、部民和使臣人等，其人数之众，内迁持续时间之久，涉及民族地区之广，不逊于辽金元清的南迁之势。明朝将这些人数庞大的归附人安置在军事卫所中，这就使归附人研究，不仅有民族关系问题，还涉及军事卫所制度的内容。明代官方文献中，对归附人初入中原之事大多都有记载，但进入卫所以后的史事，却语焉不详。致使入卫以后的归附人研究，囿于史料的匮乏一直难以展开。但在明代档案卫所《选簿》中，却有不少相关信息，本文欲以正史文献与《选簿》记载结合，就归附人在卫所中的安置和任用问题作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安置卫所政策 (一)安置卫所 洪武朝对故元降附官兵的安置，已有多篇文章从明廷对蒙古人政策的角度作过论述，①在此不烦赘举，这里只就明朝安置卫所的目的略作说明。其实，对洪武安置卫所的史事作全面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安置卫所并不只是针对故元蒙古、色目人的政策。 从文献记载看，洪武时期编入卫所的不仅有故元官兵，还有山后人②以及招集滞留中原的故元军户，“俾之编伍”，③而且后两者编入卫所的规模不逊于归附故元官兵。④仅据北平卫所的发展分析，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下元大都后，曾以北征军留守，初设6个卫所守御北平，到洪武八年，北平都司管下发展到18卫3所。卫所迅速发展的这8年，也正是归附人、山后人和招集故元遗民编伍入卫最多的时期，迅速增加的卫所，显然与他们的编入不无关系。据此不难判断归附人编充卫所，不过是朝廷利用故元军兵迅速组建明朝军队的战略内容的一部分。 洪武时期故元降附人的安置去处，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显示，无论降附还是自愿归来的，大致都要送往京师(南京)或南方卫所安置，目的是防止他们与北元内外联络。实际安置南方只是一个方面；明代卫所《选簿》的信息揭示，故元官兵安置北方卫所，尤其北平卫所的现象也非常突出。以往的研究也都提到安置北方这一点，但实录记载泛泛，提供不出更详细的史料，而《选簿》却有非常具体的信息。据纳哈出降人信息较多的13部卫所《选簿》的统计，有124人是洪武末年随纳哈出附明的，他们初入时的安置涉及45个卫所，这些卫所依表1所见，集中分布在京师和5个都司地区。  区域统计的结果显示，北部两都司安置最多，北平都司诸卫64人，北平行都司诸卫17人，两者合计占到总数的65%；其余依次是京师(南京)、辽东和山东都司诸卫均11人，浙江卫所10人，南部、东部和中部卫所的安置都在一成左右，与北部都司相差极为悬殊，而在实录中却感觉不到北部安置的分量。纳哈出部众降明约二十余万人，实录只记载高官分派“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安置，⑤而多不语及中下层故元官兵。这样的记述方法表明，朝廷只关注故元上层。应该说在与元朝(北元)的战争没有彻底结束之前，朱元璋的对手还是元朝(北元)，他用故元官兵组建明朝卫所，与历代政权更迭时的做法是一样的。朱元璋曾就起用故元文臣时说：“自古帝王所用人才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旧人……”⑥朱元璋此言是针对起用文官说的，但组建明朝军队又何尝不是如此。 洪武时期，故元降附人以及滞留中原的故元军户，甚至山后人无一例外被编入卫所，明太祖着眼的是迅速扩充军队抵制北元的复国。但这一政策对编入卫所的归附官兵的影响则是重大的，其后代自是也都成为明朝专执军役的军籍人户。 如果说太祖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迫切需要，不去区别“北人”、“南人”的话，永乐以后却正相反，对自愿内迁，来自北方深处的鞑靼、瓦剌、女真、哈密和吐鲁番等少数民族首领、属民和使臣人等，皆安置卫所优养待之。 成祖的政策也不是无由之举。自北元分裂之后，朱棣以孤立北面蒙古的战略考虑，开始构建东、西两翼屏障。为实现这个战略布局，成祖登位伊始“遣使四出”，外建羁縻卫所，招徕其首领内迁定居，以期内外相维成明朝藩屏。为达到这个目的，安置政策极为优渥。成祖曾言：女真、鞑靼首领携妻带子内迁，“非有资产可仰给”⑦，“非藉俸赐”无以自养⑧。为昭示朝廷恩养之意，除“赐予袭衣采币，牛羊薪米居宅”⑨等定居必备生活资料外，又授以官职，“岁给俸如其官”；⑩即使随行头目和属部人等，亦“升闲(应为‘贤’)良头目，(11)月支米二石”，(12)给食半俸的待遇。 所谓“岁给俸如其官”，是以羁縻卫所官职等同军职领俸。为吸引各族首领内迁，成祖对内迁人多授卫级指挥诸职，为其能食俸丰厚，衣食无忧。如《三万卫选簿》中永乐时期归附女真达官(13)有39人，其中始祖入卫时授官指挥使者2人，指挥同知4人，指挥佥事27人，千户5人，百户1人，有指挥职级者多达33人，占八成的比例。按明制，卫指挥、同知、佥事资格从正三到从四品，俸禄可谓优渥。朝廷不吝授职，是因其职无权，仅为食俸而已。永乐之后归附鞑靼亦相同，“授以官职给以全俸”，(14)“食其禄而不任事”，(15)子孙世袭其职。与洪武充军卒的安置有天壤之别。 永乐内迁人，虽带俸卫所，但不属军户身份，与洪武归附人有本质差异。比如女真内迁首领虽带俸卫所，但又在辽东设安乐、自在州专辖，“以夷俗抚住”，(16)“部落自相统属”；(17)生活上“任其耕猎”，(18)无差无役。(19)内迁鞑靼人等也不例外，“置之畿甸之间，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长”，(20)由卫所带管。(21)总之，这一时期内迁女真及鞑靼人等，无论有无机构专辖，都与卫所有带俸或代管关系，卫所《选簿》中称他们是某某卫“寄住(或‘住坐’)达官”，以与军户相区别。 永乐确立的安置优养政策，长期沿用不废。据李贤“达官支俸疏”奏：“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今在中国则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22)证实了优养达官的程度和真实性。李贤之疏出自正统初年，这表明直到英宗年间优养政策也未曾变化。自从嘉靖军制改革，达官才编入营伍，尽管如此，与一般卫所军依然有别，如“不必拘以常操”，(23)俸粮也比汉官优渥，“汉官本色俸不及忠顺官(即达官)之十一，制为独厚”。(24) 总结洪武与永乐以降的归附人安置，虽说目的不同，措施迥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是从战略需要出发。但不能忽略的是，明初多民族杂居现状对决策的影响。洪武的安置政策，固然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但辽金元数百年形成的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使得若强调区别民族，既不利中原的社会稳定，对统治还未巩固的明朝更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否认朱元璋推翻元朝前也曾高举类似“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那是夺取政权前的舆论造势，是为了打着民族旗号，实现推翻元朝统治的目的。但舆论造势可以，取得政权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也要顺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洪武对降附人安置卫所不刻意甄别民族，也不仅仅是迫于局势的需要，更有深层的多民族杂居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永乐以后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山林、草原和西域迁来的各族首领和属民，能在中原聚族而居世代优养，恐怕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基础才行。 (二)集中安置 洪武的安置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不可以甄别民族，但不等于就没有内外之别，卫所中相对集中编伍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充实卫所的归附人有相对集中安置的特点。这可以追溯到洪武时期。如亲军蒙古卫，后发展为蒙古左、右卫，就是由洪武五年(25)、六年(26)、八年归降的蒙古官兵组成。(27)亲军卫是侍卫军，朱元璋以蒙古人骁勇善战，为人质朴，安置身边随侍护驾。成祖也不例外，“得边外降丁三千”，常立于龙旗宝纛之下，以为三千营。(28)显然这是特例，也仅限于明初。以归附人集中设卫和所的情况实际并不多见，一般主要是百户或总旗的规模。洪武朝归附人在卫所内是如何编伍的，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具体安置中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洪武二十三年置九江卫中左千户所，新所由“本卫余军(汉军)及达达军士”组成，并令“各设正副千户二人，百户十人，镇抚一人”。(29)设官规定中的“各设”一词，透露出达达军士与本卫余军是各自编伍。明制一千户为十百户，达达军士的编制最高也只能是百户。洪武二十一年，明以归附鞑靼酋长孛罗帖木儿为庐州卫指挥佥事，且令“仍领所部达官二百五十人”。(30)在卫所中百户管领一百二十人(总旗所统五十人)，孛罗帖木儿的二百五十人也顶多是两个百户的编制，与九江卫达达军士集中程度不超过百户的情况吻合，当然也不排除以更低规模的总旗(五十人)编伍。洪武二十年后，针对纳哈出部众的安置，朱元璋一再强调编入卫所“与汉军杂处”，(31)“与军伍错居”，(32)说的就是编制上的参错。 小规模集中编伍显然有便于控制的考虑，但与明初军事形势相比，战争的需求更为重要。因此，归附人以所部小规模编伍自相统属，便于作战时充分发挥其骑射优势，是利用与控制相得益彰。 永乐之后继续沿用太祖集中安置归附人的做法，但因内迁人性质以及局势与洪武朝完全不同，故而集中安置的特点和作用天壤有别。如内迁女真首领，集中居住辽东开原城内，专设安乐、自在州管辖。知州管抚辑事务，州民(女真达官)则自相统属，各生安聚；鞑靼归附人安置卫所，或集中锦衣卫镇抚司下，或各依首领由卫所带管，不以百户、总旗的规模制约。女真的安置已有研究，在此捡两例鞑靼归附人实例说明如下： 永乐四年(1371)达官柴苦木帖木儿(后名柴永正)率家属部众百余口来归，(33)后辗转移居保定左卫。据《保定左卫选簿》其众世有柴永正及其后代管领，正德时在七辈都指挥佥事柴镗管下。(34) 定州卫安置归附人最多，且不止一部人口。其中广义伯吴管者(35)部众即安置在此，正统时由其子广义伯吴玘管领。又据正统十四年(1449)一条史料指明，定州卫达官作乱时，英宗曾向广义伯吴玘、指挥使王贵诚和吴信子英降敕：令各向“所管达官户下人丁，宣谕朝廷大法”，(36)约束所管部属。据此，定州卫除吴玘部众，还有达官指挥使王贵诚及吴英的属众。 与洪武不同，永乐之后的归附人，因带俸“寄住”卫所，故无需考虑人口集中的规模程度。带俸“寄住”卫所，首先是出于优养考虑，但据“时有征讨起以从行，固也赖其用矣”的记载看，(37)集中寄住卫所也是寓养于用。永乐之后的女真及鞑靼归附达官，初从草原、山林中来，性格质朴、骑射娴熟，明廷将之安置辽东和北京一带，虽然优其无赋无役，但每有战役必征调从行；达官因优养之恩也愿报效朝廷，遂成为名副其实的编外之伍。成祖的五出三犁，宣宗的亲征和英宗的土木之役中，都有达军为利器。明中后期，卫所军队日渐腐败，“夷寇所畏者惟汉达官军”，(38)达军善战的作用更突显出来。 无需讳言，集中居住也有风险。永乐末年，“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入开原者叛入毛怜”，随之而去的“家小军丁男妇共五百余名”；(39)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降人编置京畿者，“或冲破关塞奔归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40)天顺朝“曹钦用达军谋叛”(41)等等也都是明证。鉴于此，有关“迁徙其众远居南土”(42)或“配隶军伍之中，制以中国之法……不得群聚一处，坐生其心”(43)的疏奏，也屡屡因事而出，但最终“不足仰动天听”。(44)英宗不因人言纷纷而改变祖宗之法，也颇令人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