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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综观明代归附人的安置、任用，可以看出明初对归附人的政策，是因形势而论，民族政策服从战略需求。洪武归附人充实卫所编入军籍，永乐之后归附达官寄籍卫所优养就是具体体现。但入卫以后，由于军政制度对军籍和寄籍的管辖地位不同，影响其后来的发展变化也不一样。 洪武降附的故元官兵，编伍入卫所成为军户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洪武时期军政条例对汉军和归附人不加区别，客观上使这些曾沦为卫所底层的故元官兵，有机会通过军功跻身武官行列。成祖登位后，又以奉天征讨“新官”(76)的名号，给予种种政策优待，结为相互依凭的利益集团。有明故元归附人卫所中，手握大小兵权，甚至领兵镇守一方的不在少数，但这不是特殊政策所为，而是军政制度造就的结果。带俸卫所优养的达官，出于维护羁縻卫所地区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优养身份维持了很久，但目的不是作为甄别夷夏，而是为确定实施策略的群体。寄籍达官主要由卫所带管，因军功也能升迁，但官职无论大小只是食俸的尺度。达官既有优养制度的呵护，又无军政制度的强制约束，故而境遇变化不大。尽管嘉靖军制改革将之纳入了营兵之中，但有明始终没有军籍归附人那样活跃和重要。 如何理解明廷对内迁人的态度，借用成祖的说法：“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致灭亡，岂非明鉴。”(77)这说明成祖知道在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状下，不能走元朝区别汉人、南人的老路。成祖所言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明朝归附人政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 明初吸取元朝的教训，对故元归附人采取淡化民族的政策表现最为突出。但淡化的结果，导致无法在文献中寻找他们的踪迹，为此常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结果；并以明朝的婚姻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78)以及朝廷大量赐予汉姓、汉名为依据证明。实际这两种手段的同化效果仔细考察也有商榷之处。首先就婚姻规定看，笔者曾对几家军籍、寄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作过研究，结果显示：成化、弘治之前军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主要在卫所内、本族间选择。(79)这说明洪武的婚姻规定，很可能因汉族官兵不愿与归附人联姻而推行不畅。赐姓名的同化作用，也不像想象那么简单。洪武时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赐姓，文献中的例子很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洪武二十六年，即蓝玉案发生后。因为蓝玉案牵涉不少军籍归附人，这时集中赐姓明显有安抚其人的意图。不过《选簿》名册显示，洪武二十年之前的军籍归附人，带有民族特征姓名的也确实不多见，可能除了朝廷赐汉名外，也有归附人自愿改汉名的因素。但这不包括洪武二十年以后随纳哈出等归附的官兵，这些人的姓名汉化大致经历了二三代以上的历程。军籍归附人的姓名汉化且如此，寄籍达官的变化显得就更为缓慢。永乐之后，赐予达官姓名的记载最多，但并未导致同化的结果。诸多卫所《选簿》中，寄籍达官具有民族特征姓名的非常多，而且许多人少则二三代，多则七八代，才出现姓名汉化。究其原因，优养政策为其提供了保留本族文化的空间。根据《选簿》记载，很多达官有本族和汉族两种姓名，官方场合用汉名，生活中使用本族姓名。诚然，归附人进入中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杂居混合的加深，融合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变化到融合经历怎样的过程，与辽金元朝相比明朝有怎样的特点等等，都还知之甚少。而且上述安置、任用的丰富事实揭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明代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 注释： ①相关文章不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蔡家艺：《关于明朝境内的蒙古人》，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雄：《明洪武时期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②参见《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条。 ③《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七月己丑条。 ④参见奇文瑛：《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编：《民族史研究》第八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明太祖实录》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戊寅条。 ⑥《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条。 ⑦《明宣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甲午条。 ⑧《明宣宗实录》卷34，宣德二年十二月己未条。 ⑨永乐六年三月己未，喜乐温河等卫女真野人喜省哥等来朝，自愿内迁。遂赐予“袭衣采币及牛羊薪米居宅”(《明太宗实录》卷77)。这是实录所见给第一批自愿内迁女真人的生活用品赏赐。四月戊子，第二批兀者右等卫女真官员也自愿来归。赐之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居室牛羊，命所在官司给之。并规定“自后愿居边卫者赐予准此例”(同上，卷78)，使赐予有了标准，成为定制。 ⑩(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1)由于“闲良头目”只是食俸的权宜之职，明代典章没有相关内容，《选簿》也未收头目入册，史料有限知之甚少。 (12)(明)田汝成《辽纪》载：“时女直鞑靼纳款甚众，乃建安乐、自在二州于开原城处之，其酋皆授都指挥等职，给全俸赡之。次者号闲良头目，月给米两石。岁给大布四匹，棉花一斤八两。土田房屋牛羊食物悉备，人给卫丁一名。”(《辽海丛书》第4册，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2569页) (13)永乐之后自愿内迁的北方各族首领人等，因授职食俸故称达官。 (14)(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3，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页。 (15)《明太宗实录》卷96，永乐七年九月壬申条。 (16)(明)田汝成：《辽纪》，《辽海丛书》第4册，第2579页。 (17)《明太宗实录》卷78，永乐六年四月乙酉条。 (18)(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34页；档案“某某都司经历司卫安乐州辨明诬枉‘达官’等事呈文”中所记：“自洪武永乐年间，□□千百户等官，全俸优养，设立两州抚恤，许令任意牧猎，不许骚扰。”也与“夷俗抚住”吻合。(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859页) (19)据《辽东志》和《全辽志》的记载，安乐、自在州无赋税；因系归附之人，初亦无固定兵额。(《全辽志》，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一册，第570页下) (20)(明)丘浚著，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大学衍义补》卷144《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下》，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4页。 (21)按：永乐之后的鞑靼归附人，以安置锦衣、保定诸卫、定州、河间卫最多。锦衣卫在镇抚司管下，其余在诸卫管下无相应机构。 (22)《明英宗实录》卷25，正统元年十二月庚寅条；《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277页下。 (23)《明世宗实录》卷169，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条。 (24)(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6《经略考》，四库禁毁丛刊本，第208页。 (25)参见《明太祖实录》卷72，洪武五年二月甲子条；(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5，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61页。 (26)参见《明太祖实录》卷83，洪武六年七月癸丑条。 (27)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00，洪武八年五月丙戌条。 (28)《明史》卷89《兵志一》。 (29)《明太祖实录》卷204，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乙巳条。 (30)《明太祖实录》卷190，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壬申条。 (31)《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年闰六月甲戌条。 (32)《明太祖实录》卷188，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己卯条。 (33)参见《明太宗实录》卷61，永乐四年十一月甲申条。 (34)参见《明武宗实录》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乙亥条；《保定左卫选簿》“指挥同知柴良弼”，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258页。 (35)吴允诚之子。永乐三年随父归附，安置凉州卫。永乐十七年率众74人内迁定州卫。(参见《明太宗实录》卷211、《明仁宗实录》卷10)洪熙元年正月，因功封广义伯。(参见《明仁宗实录》卷10) (36)《明英宗实录》卷183，正统十四年九月乙酉条。 (37)(明)丘浚著，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大学衍义补》卷144《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下》，第1254页。 (38)《明孝宗实录》卷187，弘治十五年五月乙亥条。 (39)(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40)(42)(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2，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页。 (41)(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4，第245页。 (43)《明宪宗实录》卷5，天顺八年五月庚午条。 (44)《明英宗实录》卷184，正统十四年十月乙亥条。 (45)《明宪宗实录》卷110，成化八年十一月己酉条。 (46)参见(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皇明异典述四·番将握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7页。 (47)《明史》卷92《兵制四》。 (48)万历《明会典》卷123《兵部六·功次通例》载：“洪武三十五年令，官军对敌之际，能立奇功者升二级。”(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33页)所谓奇功即文中所引诸项。 (49)以上举例见《金吾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10、16—17、28—29、304页。 (50)《明史》卷92《兵志四》。 (51)参见《金吾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11—12、28—29、376、544、552、556—557页。 (52)(明)佚名：《奉天靖难纪四》，(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1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53)(明)佚名：《奉天靖难纪四》，(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14，第271页。 (54)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11，成化八年十二月癸亥条；《明英宗实录》卷318，天顺四年八月庚成条。 (55)参见《明孝宗实录》卷83，弘治六年十二月丙寅条。 (56)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95，成化十五年冬十月庚戌条；《明英宗实录》卷347，天顺六年十二月庚午条。 (57)参见《明孝宗实录》卷176，弘治十四年七月己酉条；卷83，弘治六年十二月戊寅条。 (58)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52，成化十二年夏四月庚子条。 (59)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35，成化十年十一月丁未条。 (60)参见《明英宗实录》卷266，景泰七年五月己巳条；《明孝宗实录》卷51，弘治四年五月丁丑条；《明武宗实录》卷82，正德六年十二月丁酉条；卷168，正德十三年十一月癸亥条。 (61)《明英宗实录》卷114，正统九年三月乙丑条。 (62)按：王世贞所记有误，当为左军都督府。 (63)(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皇明异典述四·番将握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7页。 (64)《明史》卷156《吴允诚传》。 (65)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66)《明英宗实录》卷310，天顺四年正月癸卯条；卷330，天顺五年七月庚子条。 (67)参见《明宪宗实录》卷209，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条；《明孝宗实录》卷169，弘治十三年五月丙寅条。 (68)参见《明世宗实录》卷70，嘉靖五年十一月丙申条。 (69)参见《明世宗实录》卷407，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壬辰条；《明神宗实录》卷99，万历八年闰四月壬子条。 (70)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34，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壬子条；卷397，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己酉条；卷462，万历三十七年九月辛卯条。《明熹宗实录》卷23，天启二年六月辛未条。 (71)参见《明英宗实录》卷321，天顺四年十一月丁丑条。 (72)《明英宗实录》卷330，天顺五年七月庚子条、癸卯条；卷331，八月己卯条、庚辰条。 (73)《明宪宗实录》卷16，成化元年四月乙未条。 (74)《明宪宗实录》卷32，成化二年七月甲午条。 (75)《明孝宗实录》卷14，弘治元年五月丁亥条。 (76)所谓奉天征讨新官，是指洪武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的4年间因靖难之役立功升迁的官员。 (77)《明太宗实录》卷134，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条。 (78)万历《明会典》卷20《婚姻》。 (79)参见奇文瑛：《碑铭所见明代达官婚姻关系》，《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