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西潮的冲击，当年就曾被一些读书人视为“学战”。不仅有时人所谓“毁学”“灭学”的直接打压，“西学”本身的确立也使传统的“道”被空间化。王国维曾简明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适用于普天之下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这样空间化的结果，是“道”的一大退步或退让，最能表明时代的转换。这是王国维晚年的表述，那时他已明确站在中学一边，却也逃不出中西对峙的立场，甚至并未意识到自己其实已远离过去读书人的立场了。 近代的“经典淡出”，大体可区分为无意识的推动和有意识的努力。前者以张之洞在清季提倡的“以简化方式保存传统”这一取向为代表。后者则大体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清季已开始的使经典“去神圣化”；二是民初特别明显的整体“去经典化”。从大环境看，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也有力地支持了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的努力。此事牵涉甚宽，我会专文讨论，这里不能详细讲，仅大体勾勒一个简单的线条。 先说无意识的推动。经和经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张之洞的目标当然是要维护传统，但其提出的主张又隐伏着对此核心的致命威胁。他曾引用《老子》中的“损之又损”来概括这一取向，主张仅读《近思录》等四本综合性的参考书，便已可基本掌握“中学”，而将其余精力皆用于西学。沿此路径走下去，经学在中国思想言说中退居二线是迟早的事，全不必新文化运动来激烈反传统。这与章太炎等提倡“复古”者却从根本上荡击了儒学，真有异曲同工之效。 再说有意识的努力。近代经的地位可见一个从圣贤书（Scriptures）降为纯世俗意义的一般经典（the Classics）的进程，可称为“去神圣化”。这是一个有意促成的转变，曾为晚清改革重要推手的黄遵宪，对清季全国“兴学校”的风潮甚为不满，颇感其举措“皆与吾意相左”。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 这一表述异常重要，说明黄遵宪等人已将经典的“去神圣化”落实到意识层面。改编“四书”“五经”的前提竟然是不“以‘四书’‘五经’为重”，其“去经典化”的意旨可谓昭然若揭：就是要把经书从“圣贤书”的经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或“切于日用”，或“归入专门”。而这里的“切于日用”是与“近于时务”相并列的，显然偏重于实用一面，即使存留一些规范人伦的意思在，也已不再具有不可更改的神圣性；而一般经典意义的经书在专门化以后，更不复具有对社会人生的整体指导意义了。 有意“去神圣化”的结果到民初已经很显著，胡适后来回忆说：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很明显，胡适是把“四书五经”作为“学术思想”的对比参照物。这很有提示意义。梁启超著作影响胡适之时还在晚清，而他写回忆时约在民国二十年，在此过渡时代，“四书五经”本身也经历着过渡——从曾经规范人伦的道义载体变为过去“学术思想”的载体，以及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对象。这已是一个充满颠覆意味的转变了。 而民初更明显的是趋新读书人那整体“去经典化”的努力，任何读经的提议或举动都遭到强烈反对，迄今亦然。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读经者似乎遗传了晚清读书人那种缺乏自信的心态，他们在意识层面连经书的一般经典地位都不承认，在下意识层面又仍把经视为圣贤书，颇高看之，故对其可能的威胁或威慑力始终警惕。 问题是，假如“经”一被读就有无数危害，则这些人平时所提倡读的那些新文籍何以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若有，就不必怕读经；若没有，就要检讨其是否提倡有误。其实“经”在现代绝无那样大的力量，这方面的威胁更多是想象的。但这持续的警惕和防备很有影响力，其效果就是整体的“去经典化”，现在恐怕连有能力在大学教经学的人都少之又少了。 重要的是，任何社会的“经典”本来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存在于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与黄遵宪心目中的“切于日用”有同有异）。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影响极为深远；尽管其表现可能是逐步的，一开始未必那么直接和明显。近代经典淡出之后，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此不赘述。 经典退隐之后最直接的变化是，“学问”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甚至“读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读书人的自定位和社会定位，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并带来许多困惑。 摘自《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