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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王朝，不只是指大的朝代，也包括大的朝代中的小王朝。所说的动乱，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指国家因宫廷政变、诸侯割据、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等原因引起的动荡、战乱，这些动荡、战乱影响社会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破坏社会财富和民众的生命安全。历史上每个王朝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在这里笔者只就体制方面的原因作些探讨，分析专制王朝存在的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 历代君主大都知道，要治好民，必须治好官，而吏治的好与坏，即在于官吏是否勤与廉。在勤与廉二者之间，廉又居首位。因为在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下，靠天吃饭，国家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的职能很简单，因此官吏能否廉政，能否做到“无为而治”是第一位的事。一旦吏治腐败，社会就免不了动乱。但是，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都是专制社会。在这种专制的官僚体制下，各级官吏的思想是“为民父母”，而不是“民为父母”，是“牧民”，而不是“养民”。“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些历代相传的民谚，反映的理念就是把当官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发财的手段。当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小官发小财，当大官发大财。虽然儒家的教科书也要求各级官吏要有爱民之心，要施仁政，要奉公守法，但是，由于没有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又是从上至下的，不是双向的、平等的，这样，当官者就不仅仅满足于吃饭穿衣、养家糊口，不仅仅满足于领取俸禄，还要谋取俸禄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不规范收入，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手中的权力提供了这种条件与方便，权力就是资本，权力越大，资本越大。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的上层首先腐败，上行则下效，继而下层的腐败随之出现；而下层的腐败又回过头来推动、加剧了中上层的腐败。那些以反暴政、反不平、反腐败而造反起家的英雄豪杰、农民领袖，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也很快被权力所腐蚀，丢掉了当初的革命理想，放弃了对公平公正的追求，欣赏起特权来，以自己的特权代替被推翻者的特权，以自己的腐败代替被推翻者的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当他是长工时，曾经动情地对伙伴们表示：“苟富贵，毋相忘！”而当他当上张楚王不久，就嫌弃当年的穷兄弟[1]。“平等、平均”口号叫得最响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建都天京以后，那些农民领袖们也不由自主地搞起封建特权来。革命尚未成功，前方将士仍在浴血奋战，天国的高层内部却争权夺利，杀得血流成河。 专制体制使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获利最大。这又带来一个新的矛盾，即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挥霍无度与要求中下层官吏清廉的矛盾。君主以“天子”身份君临天下，“朕即国家”，君主占有天下财富、挥霍无度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有些开国君主、部分大臣，在建国初期或许尚能节俭，如汉文帝、汉景帝、隋文帝、唐太宗等。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越往后就越难保持节俭的传统，急不可耐地追求享乐了。也有的帝王早年励精图治，到晚年却奢侈糜烂，如唐玄宗。至于那些诸侯、封疆大吏、文臣武将、各级命官，则是一个个的“万户侯”、“千户侯”，合法享受封地采邑，鱼肉百姓。层层效仿，最后发展到“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腐败局面。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那样，柳湘莲说偌大一个贾府，除了门前的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余都是肮脏的。然而，那两只石狮子，又何尝是干净的呢？同样是从老百姓那里剥削掠夺来的。商纣王造“酒池肉林”，淫逸无度。秦始皇不仅追求生前的极度享乐，造阿房宫，还追求死后的荣华富贵，修骊山陵，动用数十万人的劳力。为求长生不老，他听信方士徐福之言，竟强选3000 童男童女，到东海寻仙丹。西汉末年的元帝，耽于声色，从皇帝到贵戚大臣，竞相奢侈，挥金如土。皇家养的厩马将近万匹，天天食粟。汉成帝为了给自己修建陵墓，“重增赋敛，征发如雨”，造成“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3]。东汉桓帝时，因统治集团的挥霍享乐，最后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4]的地步。汉灵帝为了弥补由于追求声色犬马生活带来的财政亏空，竟不惜在西院卖官鬻爵。隋炀帝穷奢极侈，“驱天下以从（同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5]。以致黄河上下，千里无烟；江淮之间，满目荒凉。他为了能乘船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游玩，动用全国民力修大运河，制造了数层楼房高的龙船和数万艘等级不同的游船，调集船工纤夫即达十万人以上。动身时后宫、百官随行，大小船只鱼贯二百余里，每到一处，下令周围五百里以内的民众和官府贡献土产、食物。不管耗费多少民生国力，不管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他全不在乎。后来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愤怒地指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不仅常常用重赏厚赐以结臣下的欢心，而且还有意规劝、鼓励臣下多置田产，安于享乐，以销蚀、泯灭臣下可能夺权的野心。例如，汉高祖对相国萧何大量强行贱买民田宅表示出优容安慰，对在御道上拦驾上书抗议萧何霸道行为的数千人一笑付之。[6]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表现最为典型。有一天，宋太祖对握有将兵大权的亲友兼大臣石守信等人说：“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疑，不亦善乎？”众大臣皆拜谢，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皆称病，乞解兵柄，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7]。 被人称道的“康乾盛世”，其中的乾隆皇帝素以反腐惩贪而著名。他特别喜欢出巡。在位60 余年，总计出巡150 次之多，平均每年出巡超过两次。为何出巡？照他的话说，是“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其中的“察民瘼”、“成巩固之业”就含有查访吏治民情、反腐惩贪的内容。他在位时惩治了许多贪官污吏，著名的就有十大案。诸如南河亏空案、两淮盐引案、甘肃捐监冒赈案，等等。其中甘肃捐监冒赈案，56 名贪污犯一律处死，无一赦免。但是，贪赃枉法并未禁住。何以如此？这与乾隆皇帝本人带头聚敛、挥霍无度有直接关系。例如，他为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令官员捐献“养廉银”，这等于是公开的索贿和强占！他晚年检查自己：“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每次下江南，随行王公大臣和扈从人员竟达两千五百余名，往返行程六千里，行宫三十余处，六次共花掉银子两千多万两。真是“皇帝出朝，地动山摇”！被他宠信、在他身边弄权的和珅，仿效皇帝，也敛财无度，成为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到嘉庆帝惩治和珅罪时，和珅家已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8]。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2 亿2300 万两，相当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4359 万两的五倍！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而和珅的家仆则学和珅，也巧取豪夺，有的家产达二十多万两银子，有的占田六百余顷。层层官吏，上行下效。特别是那些世家大族，占有大量财富。西晋时富豪石崇与贵戚王恺竞奢斗富，令世人瞠目。王恺用紫丝布作步障四十里，石崇则用锦缎作步障五十里；王恺向石崇炫耀武帝送来的二尺珊瑚，石崇不屑一顾，将之击碎，命仆人取来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随便挑选。《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令人惊叹：“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9]虽然这是艺术中的夸张描写，但反映的却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贪手段以严酷著称，但是明朝早、中、后期的几位大贪官，其劣迹仍是令人触目惊心。英宗时大宦官王振，专权达七年之久，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还走私军用物资。明景帝“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无算”[10]。嘉靖皇帝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家，物资清单上记载：黄金13171 两6 钱5 分，纯金器皿3185 件，重11033 两3 钱1 分，金嵌珠宝器皿共367 件，重1802 两7 钱2 分，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达3201 轴卷册等[11]。明朝末期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左右朝廷，招权纳贿，盗窃库藏。后被崇祯皇帝扳倒，抄家追赃，仅银元宝就达七百万锭之多[12]。 明朝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那些主张改革弊政、严惩贪污的改革派，自身也有贪污劣迹。他们一面高喊反贪，一面自己却在贪污。例如，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较有远见的改革派，但自身问题也不少。内阁首辅徐阶“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13]。徐阶罢官回乡后，在苏松地区侵占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14]。高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他还曾经把世宗西苑里的器具窃出[15]。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竟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人为了巴结他，动用公款为他营造私第，他竟不辞而受。据史载，张居正自守孝夺情重返政坛后，以权谋私变本加厉，“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16]。张居正不仅受贿，而且行贿。从其行贿之大，可知其受贿之多。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为感谢这位恩人，并巩固自己的权位，张居正让其子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它珍玩尤多”[17]。而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仅有田数十亩，是不可能有金银的，按照明史专家王春瑜推算，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后，虽然官居一品，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哪怕将他一生的官俸加在一起，总和也只能折银两万余两。毫无疑问，他送给冯保如此多的金银财宝，决非正道而来[18]。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查出家产折价约金银19．58 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17]。 明朝末代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仍然养宫女近九千人，宦官增至万人，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19]。 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为了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竟然在外患日蹙的情况下，挪用海军造军舰的八百万两银子，重建颐和园，从而导致后来甲午海战、抗击八国联军等一系列战事的失败。 君主在性方面的特权，尤为突出。据记载，周代王者除立后外，还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秦朝增至七个级别，到汉武帝则增至十个级别，到汉元帝时再增为十五个级别。多数君主淫逸无度，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广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致使后宫佳丽，成千上万。晋武帝称帝后不久，再次下诏广选天下美女入宫，供其淫乐。灭掉吴国之后，又将吴主孙皓的五千宫女悉数并入自己的后宫，致使他的宫女多达万人。晋武帝每次退朝至后宫，竟不知所适，便乘羊车任意游荡，羊车停在哪里，就在那里宴饮就寝。聪明的宫女设法用盐水和新鲜的竹叶引诱羊车，以求得到君主的宠幸。隋炀帝时，后宫美女竟达四万多人。武则天做了皇帝后，在占有男宠方面，也要与男皇帝比高低，以至养有男宠多名，以求得心理之平衡。 南宋大臣杨万里审视官场的腐败后得出结论：“驭吏之难，莫难于禁赃吏……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20]杨万里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官僚体制是腐败的，却要求各级官吏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以君主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却要求中下层官吏做到清廉，同样不可能。因此，吏治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愈到后来，愈呈加速之势，不但贪污受贿，而且敲诈勒索，由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到肆无忌惮、明火执仗，一旦发展到民众不能忍受的那一天，动乱也就必然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