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矛盾 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君主乾纲独断，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君主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君主的一个举动、一个决策，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有时一言之差，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君主以“天子”自居，“天子自圣明”，“君为臣纲”，自信而又自负，很难采纳臣下的建议，更难接受臣下的批评。但天下之大，政务之繁，问题之复杂，决策之困难，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和精力来作出明断，又的确是困难的，并且常常由于君主的专断和昏庸，造成决策失误，举措失当，政局不稳，乃至王朝倾覆。这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寻求补救办法，于是设谏官以纠正君主的过失，设御史机关以纠察百官。周公总结夏商兴亡的教训时，就提到进谏纳谏和监察的问题。他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51]所以周礼规定设师保以“谏王恶”。后来的《管子形势解》也说：“谏者，所以安主也。……主恶谏则不安。”[52]秦汉设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官，负责监察和谏议，隋唐以后设御史台、谏垣、谏院、给事中、都察院等，发展了谏议和监察制度。谏官和朝臣可以直接上言反映情况。但并非每个君主都有自知之明，都能理解舜提出的“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的道理，都能有唐太宗的明智见识：“夫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53] 作为君主，是纳谏还是拒谏，是责己还是罪人，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左传》庄公十一年记鲁国大臣臧文仲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据说，夏禹、商汤都能虚心纳谏，有错误便下诏罪己，勇于担责，国家因此勃然兴盛；而夏桀、商纣不但拒谏，而且诿罪于人，杀害忠良，政权于是迅速败亡。二者的结果迥然不同。商汤罪己的事例，《尚书汤誓》中有记载。商汤灭夏后，不敢骄傲自满，仍然谦虚谨慎。他对臣民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这表明他是一个严于自责、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家。 自古以来，因不听谏议、堵塞言路、刚愎自用，不知“罪己”，只知“罪人”，只愿意听臣下对自己歌功颂德、阿谀逢迎，不愿意了解真实下情，甚至偏听谗言，杀害敢于直言进谏的良臣，导致失败垮台的君主屡见不鲜。例如在夏代，较早的有太康，他继承王位之后，“游畋弃民”，常常猎于洛水之北，荒于政事。其弟五人陪同，怨其不返，于是以大禹之训作歌劝戒，指出他“尸位逸豫，盘游无度”，有违祖训，提醒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弗慎厥德，虽悔可追？”[54]这就是《五子之歌》中的恳切讽谏。但太康置之不理，导致失国。夏桀是一个暴君，《史记殷本纪》记载他指着太阳大喊：“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自认为“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只有太阳亡了，他才会亡。《尚书》说他“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灭德作威”，[55]不用贤良，不恤百姓，杀忠谏大臣关龙逢，最后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殷纣王也是一个暴君，曾狂妄地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虽有本事，能文能武，能言善辩，却听不进谏议，“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56]。他暴虐无道，“淫乱不止”，微子屡谏不听，只好逃走；箕子谏阻不听，便佯狂为奴，但未能避祸，终遭囚禁；比干强谏，却被剜心剖腹。纣王独行其是，拒谏饰非，最后落得自焚国亡的可悲下场。后来的秦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西汉政论家贾谊认为，除了“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激化了社会矛盾以外，秦二世不纳忠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贾谊指出，当时秦朝“多忌讳之禁”，正直的大臣“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自君卿以下至于众戍，人怀自危之心”；“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57]。陈胜、吴广起义后，关东各地群起响应。朝廷派去的官吏回来后如实上报，秦二世大怒，竟将其下狱。随后派去的官吏再也不敢说实话，谎称起义者只是小股群盗，均已扑灭。秦二世听后大喜，死到临头尚自欺。 隋炀帝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暴君。他公开宣称“我性不喜人谏”[58]，一些衷心进谏的大臣轻则罢官，重则被杀。太常卿高熲“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由于谏炀帝不可耽于玩乐，背地里说了一句“近来朝廷殊无纲纪”[59]，就被处死。那些善于逢迎的小人则乘机而上，受到信用。御史大夫裴蕴和内史侍郎虞世基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四方告变，不为奏闻”[60]，等到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全国时，不可一世的隋炀帝被身边的近臣所缢杀。明崇祯皇帝，亦因不听劝谏，不恤民生，杀谏官以掩己过，最后落得个自缢身死的可悲下场。 对于贪图享乐、无视民生的君主，谏其节俭，是危险的；对于昏庸颟顸，却又自负的君主，建言献策，是很难被接受的；对于确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君主，谏其过失，是很难使他理解信服的。所以，谏官难当，谏言难讲。要达到使君主接受自己谏争的目的，一要君主开明，二要讲究进谏艺术。要格外注意被谏者的性格特点，格外注意用语的分寸，语气的轻重，角度的偏正。要善于顺谏，善于讽谏，如师旷的《论五墨墨》，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等，这些都是成功的范例。当然，也有用强谏、死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特别是批评君主的过失，这最易使君主动怒。即使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是不能轻易拂逆的。有一次魏徵在朝廷上批评他的过失，其心也忠，其情也切，其理也直，而他却接受不了，拂袖而去，愤愤然，回到家中对长孙皇后讲，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后经长孙皇后的开导才息怒。如果不是长孙皇后贤惠救驾，一代名臣魏徵的性命就危险了。太史公司马迁为战败被俘的李陵设身处地地辩解了几句，竟不为汉武帝所容，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入大牢，最后遭受士大夫最为屈辱的宫刑。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建武三十年拒绝了司空张纯等人请他到泰山封禅的建议，并下诏书说：“（朕）即位三十年，百姓怒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明确宣布：今后各州县，凡是远道来祝寿，说一些虚伪的赞美话，“必髡，令屯田。”[61]即是说处以髡刑，让他去屯田。可见此时他还是清醒的。但是，仅仅过了两年，他又相信谶纬了，到泰山搞了封禅活动。回来后，凡事先问谶纬，迷信至极。给事中桓谭上书劝谏，他却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良久，才免于一死，贬为六安郡丞，病死在赴任的路上。[61]韩愈晚年“欲为圣明除弊事”，“一封朝奏九重天”，上了《谏迎佛骨表》，却触怒了信佛的宪宗皇帝，决意将他杀掉，后经众大臣求情，虽免于一死，却“夕贬潮州路八千”[62]，将他打发到僻远的潮州当刺史。明代清官海瑞，忠心耿耿，忧国忧民，上书嘉靖皇帝进行谏争，竟然同时买好了棺材，作了死的准备。由于进谏，得罪君主或权臣而遭迫害甚至杀戮的谏臣不计其数，代有所闻，史不绝书。可见在乾纲独断的体制下进谏，何其难也！又何其险也！ 历史上由于君主不能很好地求谏纳谏，因自己的失误不罪己反而罪人，究竟造成多少失误，带来多少动乱，是难以数计的。谏议制度如此重要，为什么君主们不能很好地实行呢？南宋光宗绍熙二年，担任起居舍人的黄裳在一封奏章中作了分析。他上奏道：“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宜因事静察，使心无所系，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而无欲胜之心，待台谏之心无不诚，而无加忿之意矣。”[63]根子在于是君主专制社会，不是民主社会，是家长制管理，不是民主管理，要君主克服私心、胜心、忿心，是很难做到的；能做到一时，做不到长久；能做到开始，做不到结尾。当然，由于君主开明，很好地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因而带来决策正确、社会稳定发展的例子也不少。但是，总的来讲，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使正确执政需要的集思广益、决策科学得不到保障。 乾纲独断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文人学子只能诠释经书，做考证，讲义理，做八股文，不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韩愈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一代文豪尚且如此，一般文人学子就更不敢乱发议论了。因此，中国古代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外，以后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自汉以后，儒家一枝独秀，万马齐喑。孔孟之道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不断被改造，禁锢了思想，压制了创新。奸佞小人，可以望文生义，吹毛求疵，陷害正人君子；昏官奸臣，可以牵强附会，深文周纳，打压忠良之士。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使文人不寒而栗，因而也不敢解放思想，不敢创新。不愿因言获罪，求荣取辱，毁其仕途，更不愿因自己的多言祸及妻小与家族。“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64]，“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趑趄”，成为大多数文人的心态和状态。如此等等，严重地压抑了民族的创新活力，因而社会只能在旧的框架内轮回，跳不出“周期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