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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保障却又没有法律保障的矛盾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条件下，普通庶民是“蚁民”、“草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征调、剥夺，没有保障；他们的人身自由随时可能因徭役、战争而被剥夺，没有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亦因各种劳役和战争而随时可能丧失，没有保障。无论是在战乱时期，抑或是在和平时期，经常出现“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缺少幸福感，亦无安定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望夫石”的故事，流传的“无向辽东浪死歌”等等，便是典型的写照。总之，在古代专制的条件下，老百姓命如纸薄，天灾可以使之死，盗贼可以使之死，徭役可以使之死，战乱可以使之死，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可以使之死，流氓恶棍的横行霸道可以使之死，生存权、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只能是听天由命。 那么，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掌握全国臣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们，他们自己的权位和生命有安全保障吗？同样没有。韶华、亚方、严德荣、吴梦起、孙宝镛、郎享伯等几位文史专家，作过专门研究，编写了一套《腥风血雨话宫廷》（群众出版社，1995 年出版），该书中的统计材料可以印证本文的这个观点，下面的部分数据即引自该书。 据史料记载，如果从西周武王算起，到清朝溥仪垮台，也就是从公元前1134 年到公元1911 年，共3045 年，共84 代王朝，历经了882 个在位帝王。在位帝王平均寿命只有41.7 岁，可以说是短命的。有288 个不得善终，即被杀死、缢死、饿死或毒死，占在位帝王的32.6%。其中有4 个王朝百分之百的帝王被杀，有25 个王朝50%以上的帝王被杀。在被杀帝王中，有18 个未成年帝王，占被杀帝王的7.4%。有的皇帝只当半年、一个月、甚至6 天就被杀了。而且这些被杀帝王基本上是死于宫廷政变的夺权斗争，没有一位是被农民起义军杀掉的，只有一位皇帝是在农民起义军大兵压境时，上吊自杀的，他就是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这个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与皇权密切相关的王子们，命运怎样呢？被杀者更多。虽然权力的运行机制是世袭制，是皇帝指定接班人，立嫡立长，有规矩可循，但因王子太多，帝王本人又因情况复杂而举棋不定。每当要立太子时矛盾便激化起来，皇后与皇妃之间，王子与王子之间，依附于皇子、皇妃的大臣之间，形成各种派系。各种派系之间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或是由于猜忌多疑，或是由于实际威胁，于是出现父杀子，子弑父，兄杀弟，弟杀兄，叔侄相杀，甚至祖孙相杀的局面，骨肉之间，不共戴天，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秦二世胡亥掌权后，矫诏太子扶苏赐死，同时杀掉了秦公子22 人，公主10 人。汉初吕氏家族被杀后，代王刘恒被立为帝，他即位后，对同父异母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既不请严师管教，又不选贤相辅佐，而一味娇纵，致使淮南王走向专横跋扈，最后蓄意谋反。文帝刘恒采用流徙的办法惩罚他，使刘长死于流徙的途中，死后追谥为厉王。后来民间流传一首民谣，描述汉室王子之间的斗争：“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65]南北朝时的刘宋元嘉年间，宋文帝为防止其弟彭越王刘义康不利于太子刘劭顺利接替皇位，先杀其党羽刘湛等人，再杀掉义康。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太子却抢夺皇位，竟率兵入宫弑父。刘劭在杀死父皇之后，又连杀了一批执政大臣。正当刘劭闹得天昏地暗的时候，其弟江州刺史刘骏则乘机带兵攻入京城，将刘劭杀死，自称皇帝，是为宋孝武帝。宋孝武帝在位的十年里，众多的宗王被他诛杀大半。当时有民谣对此讽刺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66] 隋文帝杨坚曾经很自信地对大臣们说：前代的天子娶了许多妃嫔，生的儿子有嫡有庶，纷争不已，于是就发生了一些废立的变故，甚至于亡国。寡人没有侍妾，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真兄弟”，决不会有争势夺位的忧虑。但后来的事实与他的想象正相反。他的次子杨广先是设计使他废了太子杨勇，自己取而代之，后来又弑父自立，并假传文帝的圣旨，将废太子杨勇缢死。杨勇的八个儿子全被毒杀，为防止他们化为厉鬼报复，埋时将尸体头部朝下，使鬼神钻不出地面。登上皇位后，又相继害死了四弟杨秀及其七个儿子，逼反了五弟杨谅，杨谅兵败后被幽杀。三弟要不是早先病死，也肯定逃不过杨广的毒手。 到了唐代，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杀掉亲兄弟而登台。开创“开元盛世”的玄宗李隆基，杀掉过自己的三个儿子。后赵皇帝石虎的5 个儿子和38 个孙子，均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害。金太宗完颜晟子孙70 多人，全部被完颜亮杀害。据不完全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500 多位王子死于非命，其中90%以上死于皇族之间的权力争斗。 与帝王、王子命运攸关的皇妃，她们的一切更无保障，死于非命的难以数计。首先是因为历代的皇妃多得数不清，其次是古代社会不把妇女当人看待，死一个嫔妃微不足道，不值得记载。二十五史中记录的117 名非正常死亡的历代皇妃，不过是实际死亡的少数代表而已，绝大部分没有记录下来。我国古代妇女本来是不参政的，但皇妃们一旦卷入权力的漩涡，和立太子、当太后联系起来，便身不由已了，要么被杀，要么杀人，大多成了牺牲品、殉葬品。 那么在帝王身边侍候、为帝王效力的文臣武将，其权位和生命有保障么？同样没有任何保障。自古道：“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67]；“敌国灭，谋臣亡”。一旦天下坐定，功臣的厄运就要来临。“伴君如伴虎。”每位重臣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砍掉自己的脑袋。昨日是功臣，今天可能成罪人，“朝承恩，暮赐死”。中国古代因权位之争以及其他原因被处罚、被诛杀的重臣，成千上万，不可胜数。据统计，西汉时期历代的朝廷重臣（含丞相、相国、大司徒、大司马等）总数153 人，48 人被免，占31.3%；17 人被杀，占11.1%。东汉时期历朝的太尉、司徒、司空共计200 任，被免官、罢官、下狱的有88 任，占44%，被杀者15 任，占7.5%。明朝朱元璋时期，受封功臣总数139 人，被杀76 人，占54.7%。古代史上大规模地杀害重臣的有数十起。公元169 年，东汉二次党锢之祸，李膺等党人100 多人被杀，受诬陷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公元835 年，唐朝甘露之变，李训、郑注等谋诛宦官，事泄被杀，受株连者千余人；公元1380 年，明代胡惟庸案，以谋反罪杀胡惟庸，诛其党30000 余人；十三年之后，又出了个蓝玉案，杀蓝玉，并诛其党近20000 人。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上下充满恐怖，人人自危，“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68]其实，不仅仅是明朝初期如此，在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 以上史实证明，在没有民主与法治的专制条件下，所有人的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君与臣可以共患难，但难以同富贵。帝王担心大臣政变篡权，大臣害怕帝王动怒责罚；君主害怕民众起义造反，民众害怕君主昏庸残暴。相互猜忌，相互防范。没有法律保护庶民的安全和人权，也就没有法律保护帝王、王子、皇妃、重臣的安全和人权。社会没有真正的强者能保一生无虞，能保世代无虞。权位越高者，越不安宁，所谓“高处不胜寒”。社会充满不可测因素。朝秦暮楚，世态炎凉。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却门可罗雀；今天是大老爷，明天成阶下囚。在位时可能平安无事，离职后可能被清算惩罚；在世时可能矛盾隐忍不发，去世后可能被反攻倒算，掘墓鞭尸，口诛笔伐，殃及家族后人，虽盖棺不能论定。人人都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处于封建社会末世的清代作家曹雪芹，亲身体验了由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到遭人白眼的破落之户的沧桑剧变，反思千古历史，审视严酷现实，呕心沥血，在《红楼梦》中对专制社会这种充满变数的人生现象进行了艺术概括：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 “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69]。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70]。 当年康有为劝光绪帝变法，说如不变专制为立宪，别说当不了皇帝，连做“长安布衣”都不可得！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康有为的预见。在专制社会里，由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以致像诸葛亮这样的超人智者，都不敢轻易涉足政治，不敢保证一生无虞，宁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47]。专制政体的这一弊端最为致命。它压抑国民的主动性、积极性，戕害国民的创造力、生命力，摧残民族的活力与生机，使社会总是处于动荡之中，徘徊不前，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作出许多无谓的牺牲。常常因为一场动乱、一场战争，把已有的文明成果变成废墟，使田地荒芜，人口锐减，哀鸿遍野，一切又得从零开始。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述导致古代专制王朝动乱衰亡的四个矛盾中，第一个矛盾即腐败是最主要的，其它的三个矛盾是腐败的外化与延伸。为什么出现腐败？因为对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为什么没有监督和制约？因为是专制和人治，缺乏民主与法制。事情的逻辑似乎就是这么简明，这么朴素。在这种人治的体制下，如果能遇上一个好皇帝，好皇帝又能起用一批有德性、有才华的文臣武将，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轻徭薄赋；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关系，防止大的腐败和窝里斗；没有大的灾害和战争，政策没有大的失误，这样也能使少数王朝创造盛世，一度辉煌。但是，这种盛世总是难以持久，不久就走向衰落，走向动乱与败亡，将盛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毁于一旦。由于最高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制，又很难出现一个好皇帝。即便是百年一遇出现了一个好皇帝，这个好皇帝也难以做到慎终。唐玄宗便是一个代表。 几千年来虽然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寻找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设计诸多避免动乱衰亡的方案，提出种种长治久安的思路，但是，都未能走出人治的体制。虽然有少数思想家看到了君主专制是祸根，甚至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无君论”，有过民主的设想，但毕竟未能成为朝野的共识，未能成为主流思想，未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倒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治思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代复一代不懈追求的理想。说到底是体制的原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漫长的专制社会里，有那么多的官吏无所作为，有那么多的官吏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成为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成为农民起义的刀下鬼，在实质上他们是做了专制体制的牺牲品、殉葬品，就连那些富有悲剧色彩的帝王将相本人，以及诸多皇后王妃、太子王子、皇亲国戚，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相同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专制政体的弊端。他们在权力的斗争中，之所以不讲友情、亲情、爱情，六亲不认，甚至丧失人性，是专制体制使然。表面上是人在犯错误、犯罪，实质上是体制在犯错误、犯罪，是体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复制着错误和罪恶！这种悲剧不仅仅是这些牺牲者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民族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悲剧！ 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窑洞同黄炎培谈话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英明地指出：要想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根本途径是改变专制体制，让人民监督政府，实行民主与法治。 （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7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卷第9期全文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