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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分类具有弘道设教、崇经重儒等超文本的道德劝诫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在目录分类的表象背后蕴含着适应专制统治的政教人伦观念。二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认知思想。考辨学术派别及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图书的分类与流变反映的是学术的分野和衍化，目录学担当着学术史的重任。三是具有损益旧制、另开新篇的批判创新意识。传统目录学家不断反思前人目录分类的利弊得失，根据文献及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在分类与著录方面进行变革，在学术演进的整体框架中推论图书要旨。总之，传统目录学触及了文献背后的文化意蕴，展示了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观、伦理观和学术观。 关 键 词：传统目录学 文化品格 政教人伦 学术 创新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男，河南省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中国乃文献典籍极其丰富的国度，向来有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之称。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区分其类别，明确其源流，评价其价值，发挥其作用，就成了历代文献学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编纂《七略》以来，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编目便代有其人，出现了形式众多的目录学名著，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目录功用、分类原则、著录方法等思想和理论，有着鲜明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 一、“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传统目录学的政教人伦观念 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文献编目活动，更非为了获取文献之方便。在古人看来，文献之分类叙录实乃“为治之具”[1](P909)，即通过文献分类、编制目录、撰写提要等，将现实社会中的政教人伦观念投射到文献目录之中。换言之，通过文献编目把现实社会中的政教人伦观念表达出来，辅助文治。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人那里，目录学绝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观念和明确的价值取向。 1.“弘道设教”。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观念，有着鲜明的致用色彩。早在先秦时期，诸子划分学术系统时已强调其政治伦理依据，如《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等在评论各家学术时就强调它的政教人伦功能。《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六经”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教化功能。这类言论在后世的目录学著作中常被反复引用，亦常作为论证文献分类的价值依据。可以这样说，目录学的价值取向，实则在先秦时已初露端倪。 对于图书分类叙录的政治教化功能，古人有着明确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于图书价值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隋书·经籍志》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1](P903)在古人看来，文献典籍的价值无所不包，具有“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等宏大作用，对于成就大业的帝王和追求成功的匹夫而言，文献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均须依靠文献典籍。正是因为对文献的价值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才会对图书目录的价值有着很深刻的体认。由此，《隋书·经籍志》认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1](P992)并进一步指出：“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颐，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1](P908-909)显然，在古人看来，目录不仅是文献之“纲纪”，更是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之“纲纪”。《隋书·经籍志》在编制图书目录时对前代目录中的文献典籍作了一番取舍，“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其取舍的标准就是是否“辞义可采”、“有益教理”。之所以这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弘道设教”。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说得更加明白：“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2](《凡例》)文献著录被当作打击“离经畔道，颠倒是非”、“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的工具，其政治目的及功用不言而喻。 基于以上认识，古人编制图书目录时总是从“弘道设教”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思想观念投射到目录编制之中。如清乾隆帝就想通过编《四库全书》来达到维护纲常名教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中贯彻无遗：“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今所录者，如龚诩、杨继盛之文集，周宗建、黄道周之经解，则论人而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易》，吴开之评《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凡兹之类，略示变通，一则表章之公，一则节取之义也。至于姚广孝之《姚虚子集》，严嵩之《鈐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蠹国，绳以名义，非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2](《凡例》)这里实际上是交代了《四库全书》的著录标准：其一，“论人而不论其书”；其二，“论书而不论其人”；其三，“附存其目”[3](P204)。 细绎以上著录标准，无论是“论人而不论其书”、“论书而不论其人”，还是“附存其目”，其标准都不是学术考量，而是以政治或道德为准绳。所谓“论人而不论其书”，《凡例》举了龚诩、杨继盛、周宗建、黄道周四位明朝人来说明问题。龚诩为明洪武年间官员，拒不仕燕王朱棣，忠于故君；杨继盛在明嘉靖时因弹劾权相严嵩而遭弃市；周宗建在明万历间为阉党魏忠贤所害；黄道周在明亡后拥立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后抗清失败，不屈而死。这四个人虽然遭遇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忠于君王。清乾隆时期，为提倡文治，清廷大力扶持纲常，风励臣节，明末清初很多抗清人士得到表彰，龚、杨、周、黄诸人符合清廷所表彰的忠义之士，因此不论其所著书籍有无价值，均收入《四库全书》中。所谓“论书而不论其人”，《凡例》举了耿南仲、吴开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耿、吴二人在宋代靖康时期力主割地之议，《四库全书总目》虽对二人之人品进行贬斥，但认为耿南仲所著《周易新讲义》和吴开的《优古堂诗话》“往往切实有裨”，“颇有可采”，故也在收录之内。所谓“附存其目”，《凡例》举了姚广孝和严嵩两个例子。姚广孝助燕王朱棣谋逆篡位，严嵩权相蠹国，二人都是专制社会的蠹虫和祸患，所著书籍“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但“绳以名义，非止微瑕”，故而将其附于存目之中。很明显，无论哪一种情况，其标准都是“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体现清廷“彰善瘅恶”的标准是真，“悉准千秋之公论”则完全是饰美之词。当然，在封建王朝统治者看来，本朝的善恶标准就是千秋万代的善恶标准，本朝的言论当然也就是“千秋之公论”了。可以说，清乾隆帝充分利用图书目录来体现其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故目录学已不仅仅是起到治学门径的作用，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其对典籍的分类、褒贬完全体现帝王的意志。 总之，传统目录学通过对各种文献的分类叙录来维护传统社会秩序，那么，传统目录学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文化秩序和道德伦理秩序的作用的呢？ 其一，分类。即通过六分法、四分法等各种分类方法以及各部类下面的小类来体现其政治、伦理和教化的观念。古代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时，所表达的是自身对政治、社会以及学术甚至人生的体验和认识，他们试图通过目录分类这样的形式，表达一种价值观或思想追求。清乾隆帝在讲述《四库全书》的修纂目的时说：“礼乐之兴，必借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4](卷13《文渊阁记》)把典籍汇编悬至如此高的程度进行考量，实际上早已脱离文献层面，而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问题了。清乾隆帝的言论非常有代表性，古人通过目录分类来展现现实社会秩序，已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很多情况下都寓经世思想于分类之中。以史部“地理类”为例，《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在“地理类”之下划分为若干小类，其分类就体现了正宗思想，“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辩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2](P594)。这种分类明显地体现出两种观念：一是拱卫王室，天下一统的思想；二是分辨方域、经世致用的思想。文献典籍被人为地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分类，把以“尊宸居”为目的的文献放在第一位，然后依次是以“大一统”、“辩方域”、“崇实用”、“备考核”和“广见闻”为目的的文献，一层一层，以拱卫王室为中心展开，其地位和价值依次递减，逻辑严密。这种分类排列方式的逻辑起点就是“弘道设教”。可以这样说，“地理类”中宫殿、总志、都会、郡县、河防、边防、山川、古迹以至于外纪的排列顺序，实际上是根据总体地理学的价值选择而逐级决定的。 其二，提要。即通过凡例、部序、类序、解题、按语等形式强调某类文献及某种分类方法在政治、伦理上的教化功能，以期有裨于专制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比如，刘向编制《别录》时就对文献典籍的政治实用价值特别重视，总是在“叙录”中点出来，以提醒人们注意。如《战国策·叙录》说该书“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晏子·叙录》云：“其(内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观。”由此可以看出刘向著录图书文献的“经世”立场。班固对刘向父子的做法非常赞同和赞赏，认为他和孟子、荀况、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一样，“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5](P1972)，自己改造《七略》为《汉书·艺文志》，就是要“蹑刘氏之迹”[6](P1821)，突出文献的经世价值。中国古代目录学家对于文献典籍的经世价值有着非常深刻地认识，在“叙录”中对典籍的资政意义有不少论述。比如，对于诸子典籍的实用价值，刘歆《诸子略》“大序”中对“九流十家”进行了一番比较，纵论其优劣短长，明确指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隋书·经籍志》亦云，诸子典籍，“若使总而不遗，折中之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强调子部诸家“皆有补于时”，并指出其弊端乃“非道本然”，“特学者失之”。《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也把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六家当作“治世者所有事”，所谓“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2](P769)。由此可见，从汉代刘氏父子，中经隋、唐、宋、元，直到清代，诸子典籍一直被人们当作“兴化致治”的工具而存在。虽然儒家之书在汉代以后就被统治者尊奉和信仰，并理所当然地在政治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古代目录学家并未因此而忽视其他典籍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相反，他们总是在文献叙录中指出每类和每种文献的实用价值所在，为历代统治者有效利用文献进行政治教化提供帮助。 2.“崇经重儒”。和“弘道设教”一样，“崇经重儒”也成为古代目录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所谓“崇经重儒”，就是在图书分类中以“六经”居首，以儒家为上。 在中国古代，不管是官方目录还是私家目录，不管是四分法、六分法、七分法还是九分法、十二分法，经书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之所以如此，和统治者对经的提倡紧密相关。汉代董仲舒上《贤良对策》云：“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P2523)汉武帝接受了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很快就“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7](P3118)。统治者提倡读经，天下士子靡然向风，习经乃学问正道，经书俨然成了第一等书籍。在此风气驱使之下，刘向在《七略》中独尊儒术，把“六艺略”列于各类书籍之首，不仅如此，在书的提要中，也同样奉行了以是否符合经义为准的原则。刘氏父子的崇经重儒思想，成为后世目录学遵行不悖的原则，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古典目录学一贯将儒家六经列为文献著录之首，经书无论在何种分类法中都居于第一。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在著录文献时均有着浓厚的尊经思想，并自觉维护经的权威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经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2](P1)。经是天下之公理，是治国安邦之准绳。基于这样的看法，历代目录著作无一例外将“六经”置于众书之上。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肆意改经者，目录著作都进行了批评。而成于清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崇经”的代表，对背离圣人之道、篡改经书旨意的著作，直接在文献分类中将其摒入存目，打入另册。其“春秋类”小序就说：“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四库全书总目》编者认为经神圣不可侵犯，是衡量其他著作地位高下的标准，除在分类时将经书置于众书之首，还特别重视经的教化功能，在提要中反复阐明经的意旨，认为经很好地体现了圣人的教化思想，有益于人事。如同属“音乐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将熊朋来的《琴谱》和王坦的《瑟旨》列入经部乐类，而把朱长文的《琴史》及和素的《琴谱合璧》列入子部艺术类琴谱之属，其理由是：“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2](P320)在《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看来，后两者乃“末技”、“繁声”，非“大乐元音”，更不能“道侔天地”，无法起到“广博易良”的教化作用，故而只能列入子部艺术类琴谱之属。 其二，在诸子类中，以儒家为首。其目的就是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政治教化和人伦纲常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与专制社会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现实相配合。《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5](P1728)在诸子之中，儒家由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能“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故而“于道最为高”。《北齐书》在引述班固这段话时对儒家的重要地位又作了进一步说明：“班固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行教化’者也。圣人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8](P581)“明天道、正人伦”离不开儒家经典，而儒家经典的核心则是经书，故而重儒即是尊经。与《汉书·艺文志》一脉相承的是《隋书·经籍志》：“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汤、文、武，咸由此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1](P999)可以看出，《隋书·经籍志》继承和发展了《汉书·艺文志》对儒家的看法，儒家经典之所以重要，因为其所本乃“仁义及五常之道”，而“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5](P2505)，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2](P769)亦重经史，其余诸家学问则以儒家为最高。总之，在他们看来，儒家经过孔子、孟子、子思、荀子等的不断发展，其学说及理论遂成“百王不易”之准则，故而目录分类时诸子以儒家为第一。 其三，与崇经重儒相联系，在史部分类中，又以正史居首。《汉书·艺文志》为六分法，未设史部，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后，紧随经书。之后，随着史书数量的增加，史部逐渐独立，形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首次使用“正史”之名[2](P397)，且在史部分类中首位是正史。此后的史志目录，正史均列首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将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即将所有的史书全部纳入这十五类中评论。每类中又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分类。这样做决非仅将历代典籍按类划分，便于编录，而是有其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在里面，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尊正史。《四库全书总目》特重正史，《史部总叙》云：“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抄、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2](P397)明确指出正史是“大纲”，其他类别均在正史之下，编年至载记参考了正史的纪传，时令至目录参考了正史的志，史评参考了正史的论赞，皆受正史启发而分类。正史之所以可尊，《总目》一语道破天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2](P397)经在所有文献中处于首位，而正史则在史部处于首位。由尊经而重史，由尊儒家经典而重正史，在古代图书分类的逻辑上是一致的。 总之，传统目录学通过特定的文献分类排序及提要来“寓褒贬，别善恶，明是非”，传达出特定的或政治或伦理或学术的观念，构成一种超文本的道德劝戒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可以这样说，传统目录学不拘泥于文献外部的形态，而是从文献的内涵出发，把分类叙录建立在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的现实世界的价值观念之上，并通过这种分类叙录进一步强化现实社会的政治统治和伦理教化，以期符合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政治需求和人文教养需求。纯粹为检索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在中国古代几乎不存在。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真正内涵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古人对图书进行分类是为了触及文献背后的文化，为了展示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观、价值观和学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