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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目录学的学术认知思想 中国传统目录学是致用之学，故这种致用除了体现在伦理教化等政治层面外，还体现在辨明学术派别及学术源流等学术层面。考辨学术派别及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在古人看来，文献分类著录不是简单地把典籍分类排序。章学诚云：“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吏足矣。”图书部次条别的旨意乃是：“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9](P15)传统目录学旨在“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也就是纵向考察学术流变，横向区分派别归属，然后疏通伦类、裨益教化、昌明学术。这是传统图书分类所孜孜以求的目的。余嘉锡曾指出，古人论目录之学，有不同的观念，但对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10](P6、7)。 中国古代目录著作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余嘉锡把它们分为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录书者。”[10](P6)通过对三类目录书的考察，余嘉锡认为：“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10](P15—16)在余氏看来，三类目录著作“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立论之宗旨完全一致，就是详明类例、明辨学术。 1.“剖判条源，甄明科部”。由于传统目录学体现的是文献学家的意义判断和价值选择，因此古代文献分类叙录的原则、方法等也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且重内容而不重形式，形成了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目录之书。这类目录之书总是先拟订一个分类体系，对文献分类有一个总体说明，然后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最后每书都撰有解题或提要等。这类目录著作主要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等。 这类目录之书以“剖判条源，甄明科部”[11](P1965)和“辨其真伪，核其异同”[2](P730)为主要价值追求。各部类的大、小序主要是“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也就是条别学术源流及异同，而书名之下的解题则主要是“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也就是对文献本身之作者、版本、史料价值等作出判断。古代文献学家鄙弃“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9](P992)的图书文献著录方式。在他们看来，“剖判条源，甄明科部”是目录学著作之最高境界。对于这一点，古代文献学家有着丰富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中国传统目录学思想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 唐中期著名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指出，自古及今，文献典籍不断积累，至为丰富，“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目录的作用就是“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11](P1965)。这段话被认为是中国目录学史上较早涉及目录作用和意义的系统而又精彩的议论。在毋煚看来，如果不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加以分类与编目，揭示其渊源流变，人们就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图书，“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11](P1964)，没有目录之引导，学者治学犹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不得要领。目录“剖判条源，甄明科部”，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学者治学便可“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没有目录辨考学术源流的潜在作用，便很难达到这种沟通古今的目的。 唐代高僧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序》中云：“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胼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12]在智昇看来，目录的作用就是通过“别真伪，明是非”，来达到“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的目的。清人朱彝尊在《经义考》中也说：“《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13](卷294《著录》)在朱氏看来，撰定图书解题，“一书大义，必举其纲”，起到内容介绍的作用，即便书籍亡佚，后世之人看到目录，也能大致了解全书的基本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曾评价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认为陈振孙在书中区分类例，为每种书籍撰写解题，“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为读书治学起到引导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这一传统，通过撰写提要，使“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借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借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2](P730)，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治学者指示门径。 以上学者的论述虽角度不同，看法各异，但对叙录、解题俱全的目录著作均持肯定态度，并在理论上作了解说，在他们看来，这类目录著作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最为有效。其一，可揭一书之大义，论书籍指归，品内容得失，阐作者旨要，从而使后人知古书之崖略，明学术之源流；其二，可辨书籍之真伪，考内容之讹谬，核版本之异同，对文献的价值作出评判。 2.“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与部类之后有小序、书目之下有解题的书目形式有所不同，还有一类有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诸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这类书目同样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宗旨。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人们把各类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文献都是这个整体的一分子，目录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文献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在只有小序而没有解题的情况下，文献的安放就显得特别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目的分类与排列体现的就是学术的分类，揭示的是学术源流及其大义。 有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小序揭示的主要是学术流变，而书目主要揭示的是学术异同，合在一起就是“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9](《自序》)。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在整体把握文献的基础上，要求“以学类书”，而绝不仅仅是“部次甲乙”。书籍的类例之分与学术流派的划分一样，要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观念。郑樵指出，“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6](P1804)。图书分类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的。目录学家根据每一具体文献的内容特征将其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之与某一学科的所有相关文献相一致，达到按类求书的目的。然后又将某一学科的所有文献放置在目录系统之中，以见其整体价值。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目录学有一个“体系——类例——单元”的整体观，单元在类例中，类例在体系中的位置得以确定，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中的地位才能得以确定[14]。所言极是。 对于“部次条别”的重要性，章学诚等人有深刻地认识。他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9](P15)在此，强调了“部次流别”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即“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图书分类的目的乃“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这与郑樵“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郑樵强调先有学术流别，然后要在图书分类中体现学术流别，而章学诚强调从图书分类中考究学术流别。在图书分类叙列过程中，章学诚主张以类相从，把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放在一起，充分反映各家学术流变。从此出发，章学诚对有小序而无解题的《汉书·艺文志》极为赞赏：“《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9](P46)《汉书·艺文志》以小序明学术源流，以分类明学术异同，不仅有图书分类之劳，还兼有学术评论之责。 以分类明学术流变，在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学派传承衍化，是目录小序的首要任务。如《汉书·艺文志》“易类”，其小序自伏羲画八卦开始，介绍了伏羲、文王、孔子对易学的贡献，历数《易》在汉代的传授及师承关系[5](P1704)。《隋书·经籍志》“易类”小序同样介绍了伏羲、文王、孔子对易学的贡献，然增加了周公。其后便历数《易》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时期的传授演变过程[1](P912-913)。小序对易学流变的介绍和其后的分类相呼应，达到了“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的目的。 朱一新曾说：“世途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15](P76)在他看来，决不能把校雠仅仅看成是“审订文字”，把目录仅仅看成是“甲乙簿”，其背后蕴含着深意。揆诸古代文献学的实际，此乃至理名言。古代目录学因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故而其活动就不是单纯的“网罗群籍、部次甲乙”的“簿录之学”，而是具有很强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学术活动。 3.“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还有一类书目，既无小序，也无解题，《旧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等均属此类。这一类书目，不辨流别，但记书名。如果此类书目出自通人之手，经过缜密考虑，分门别类，秩然不紊，照样可以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盖指此也。 在中国文献学史上，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类例观上。郑樵认为图书分类犹如部伍治军，须法度分明。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6](P1804)在郑樵看来，其一，“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明则图书明，图书明则学术明，不著一字的图书分类，主要就靠类例来体现学术源流，即“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其二，类例明则书籍有所归，书籍有所归则不易亡佚。郑樵把类例看成是关系学术源流和图书存亡的大事。郑樵还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6](P1806)图书类例的严明，实际上就是学术分类的清晰。郑樵强调书目分类与学术分类的联系，认为图书类例明晰可以为人们展示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 在编次上，郑樵坚持“必谨类例”[6](P1804)，主张按典籍产生的先后次序编排，以见学术源流，并充分肯定类例严谨的书目，“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要求编排图书应做到“见先后之次”，“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6](P1822)。在郑樵看来，类例严谨是图书分类的关键，就像将帅治军，“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患处多之无术耳”。只要类例严谨，再多的图书都能纳入到类例的体系之中，秩然有序。在书目的编排顺序上，郑樵主张要“见先后之次”和“因革之宜”。其所谓“先后之次”主要是指成书时代的先后，“因革之宜”则主要是指学术门类的变迁。为了辨析学术源流，郑樵还主张古今之书不论存亡，都要载入目录，使后世之人因图书之著录乃知学术之源流。他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并主张，“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6](P1807)。要求编制目录不能遗漏亡佚之书。其所以这样主张，目的依然是通过编排历代书目，以见学术源流正变。 近代张之洞继承郑樵类例之法，继续创新，指出编撰《书目答问》：“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16](《略例》)张之洞所谓“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等看法，明显继承了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提出“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的观点，为治学指示门径，有功于学者。郑樵之类例，乃备录存亡之书，以见各类学术流派之先后本末。张之洞之类例，在于慎择约举，使初学者认识读书治学之缓急。 总之，郑樵的类例观总结了中国古代目录——特别是无小序和解题之书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特点，对类例的作用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揭示出了古代图书目录所担当的文化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