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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正旧疑，详开新制”：传统目录学的批判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目录学家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在两千多年文献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前人目录分类的利弊得失，根据时代的需求和目录学家个人的见识，不仅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目录学思想，而且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文献分目方面的实践，所谓“总集众家，更为新录”[17]；“审正旧疑，详开新制”[11](P1965)，便是此意。 1.总结得失，评判优劣。由于目录学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时”与“世”自然会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及实践产生影响，使之不断审视前代目录学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为新的文化需要更革。这已经成为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反思和评判前代目录学的言论屡屡见诸于历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阮孝绪作《七录》，首先对前代目录著作进行研究和反思，发现南朝宋、齐以来官私书目“多有缺然”、“多所遗漏”，存在严重不足，于是决定“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17]。编制出不同于前人的目录著作。很显然，阮氏创新求变的思想来源于对前代目录实践及其缺陷的甄别与反思。 作为较早进行四分法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对前代目录著作的评判具有代表性，其“簿录类”小序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一部短小精悍的目录学史，陈述了目录起源于“史官司典籍”，反思了孔子等人的目录学贡献，推崇刘向、歆父子的目录学工作，批评了刘氏父子之后目录学著作“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王俭、阮孝绪因不满目录学之“浑漫”而作《七志》、《七录》，但因才识不足，王、阮之作虽模仿刘向父子，但成就“远不逮矣”。对于具体的目录学著作，《隋书·经籍志》也多有恰当评论。如评价荀勖的《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中经新簿》虽然上承《七略》，下启四部，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但对“作者之意，无所论辩”，《隋书·经籍志》对其评价并不高。对于王俭《七志》，《隋书·经籍志》也有进一步评论：“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对于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的评论很不客气：“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1](P907)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凡目录不辨明流别、不揭示撰述旨趣、无法反映学术流变者，均受到《隋书·经籍志》的批评。 郑樵对前人著录之得失也作过分析及评判。如他认为，“《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这两类就是道书和杂史，这相比而言，“隋、唐二志，皆不成条理，今观《崇文》之作，贤于二志远矣”[6](P1818)。对于唐代编纂书目“只记其有，不记其无”的做法，郑樵给予批评，认为不利于人们对文献典籍存佚情况的了解。对于历史上的六分法和四分法，他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6](P1805)，要用新的书目取代它们。 明清时期，反思前代目录学著作得失的言论更为多见。《四库全书总目》评云：“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2](P728)对《宋史·艺文志》评价不高。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在谈到目录学的重要性时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18](卷1，《史记集解分八十卷》)王氏批评了从宋代晁公武直到明代焦竑的众多目录学家，认为因其“学识未高”，对于书籍真伪、版本佳恶、校勘正讹等不能“剖断”，故无法给后人读书治学提供实质性的助益。 2.损益旧制，另开新篇。反思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求变，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无论是文献分类还是著录方法，都有一个追求变革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伴随中国目录学发展的全过程。 第一，文献分类的不断创新。汉代，刘向、歆父子创《七略》，将天下图书分为六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另有《辑略》，对书目及各部分进行说明，属“诸书之总要”，在文献典籍分类上确立了“六分法”。自此以后，关于图书文献的分类法，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之举。 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在分类上进行创新，首用四部分类法，以甲、乙、丙、丁四部命名，甲部纪经，著录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纪子，著录子书、兵书、术数等；丙部纪史，著录史书、皇览簿、杂事等；丁部纪集，著录诗赋、图赞、汲冢书等[1](P906)。到了东晋，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在荀勖分类基础上，把乙、丙两部所纪之书互换，将纪“史”之丙部排在第二，而纪“子”之乙部排在了第三，这一排序上的变动，深得后人赞赏，“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19](P2391)，成为官修书目的样板。到了《隋书·经籍志》，始以经、史、子、集之名代替甲、乙、丙、丁之号，明确了各类文献的学术性质。自此以后，经、史、子、集四分法成了图书分类的主流，直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其地位从未动摇。 四分法之所以在图书分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适应了文献典籍的变化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超越六分法的优势。对此，章学诚有精到的见解，他说：“《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清，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9](P6—7)在这里，章学诚根据图书和学术发展之“势”，指出图书分类从《七略》的六分法向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发展，是大势所趋。后世分类体系绝不能返回《七略》的类目，图书的种类、编纂方式、内容等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图书的分类也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一定变化。图书分类要“宗刘”，即宗法刘向、歆父子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分类体系，而不是要回复到《七略》的分类体系和形式。“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彰显“辨章流别之义”[9](P14)，恰恰是文献分类创新的根本。 尽管四分法在图书分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它并非一成不变，很多目录学家都试图探寻更好的文献分类方式，文献分类的创新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方面，是四分法自身的调整、完善、发展与变更，以适应学术日歧、典籍弥众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四分法以外，目录学家们不断“变通”和“变革”，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实际的文献分类体系。 就以四部分类法逐步确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论，官修四部目录众多，成就卓著，同时私撰目录亦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创新求变，大胆改革图书分类形式。如南齐王俭虽系依《七略》作《七志》，但却作了较大变革，首先是变通《七略》中的类目名称，把《七略》的“六艺略”改为“经典志”，把“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把“兵书略”改为“军书志”，把“数术略”改为“阴阳志”，把“方技略”改为“术艺志”，并新增了“图谱志”。王俭改动类目，更好地把古今典籍囊括在图书分类的体系之中，反映了现实的图书存留情况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在具体图书的排列次序上，王俭也有创新，其《七志·经典志》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和《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列《周易》为群经之首者不同，蕴含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看法。陆德明云：“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20](卷1，《次第》)王俭之所以一改前人对书籍的排列顺序，以《孝经》具先，原因就是“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21](P685)。“他的《孝经》居首的思想，正是他的封建政治思想在目录学中的反映和适应‘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的政治需要”[22](P57)。另外，王俭还根据当时图谱之学发展，此类书籍众多的情况，增设“图谱志”，专记地域图书和谱牒。此举受到郑樵的赞扬：“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6](P1826)为此，郑樵根据宋代图谱的发展情况，撰写《图谱略》，写入《通志》之中。王俭根据图书发展情况而进行类目调整增删，体现了变革求新的分类要求。 到了宋代，图书分类方法不守四部成规，各种分类都有出现。而其中犹以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最有代表性。郑樵开史志目录新体例，创立了一种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的图书分类新体系，其类目划分，极为详尽。“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每类下面又分数家，每家之下又分数种，如经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等等。“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6](P1804—1805)。郑樵重视类例，一反四分、六分诸法，根据自己对图书分类的认识和客观实际的需求，进行了大胆创新。其十二分法在处理图书类别时有独到之处，比如礼、乐、小学在四分法属于经部，郑樵则把它们独立出来，别为礼类、乐类、小学类，与经类相并列。这样的分类，“反映了他(郑樵)拟冲破经部书籍传统范围的倾向”[23]。 明代是文献分类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不守四部成规的目录学著作屡屡出现。如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在卷首设“国朝”类，取消“经部”之名，《礼》、《乐》等典籍也不归入经部，韵书也不附于经部，类书不附于“子”，文集与“诗”、“词”分立，在分类上有很多不同于前人之处。由于该书只录书名，不著书籍卷数及撰人姓名，遭到《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的严厉批评，称其为“当时阁中存记册籍”，认为杨士奇等人“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2](P731)。然而，近人姚名达却对这种分类方式大加赞赏，认为“在分类史中实为一大解放”，对于打破“四部成规”具有“摧锋陷阵之功”[24](P121)。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文献图籍和学术发展大势，文献分类又安得执一法而不变？即便是到了四分法极为成熟的《四库全书总目》时代，依然有学者在文献分类方面进行创新。如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就创造性地采用了十二分法。可以这样说，随着文献典籍种类及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一成不变的目录分类方法必然出现僵化，无法反映新的情况，故而在目录学家眼里，新的分类法取代旧的分类法，亦是“势之所不容已者也”。 王重民说：“我国古代目录学家，如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毋煚、郑樵，都是非常重视图书分类法的改进的。”[9](《王重民序言》)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往往根据现实社会中图书文献存在的实际状况而进行，分类法的不断改进创新实际上反映的是目录学家对图书及学术发展不断进行深入体认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带有学术分类的性质。 第二，著录方法的不断改进。在古代的书目实践中，目录学家们不断创新，不仅创造了许多具体的著录方法，而且进行了理论总结，为有效编排文献、利用文献提供了极大帮助。 解题是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叙录体创自西汉刘向父子，他们在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5](P1701)。“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17]这里“撮其指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都是指书之叙录，也就是解题，或曰提要。刘向所创叙录体叙作者生平及学术源流，并说明全书大要，同时辨其真伪，兼及图书内容，对后世影响巨大。南宋时期，出现了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两书继承叙录体传统，完善体例，不断创新，不仅更加详尽地介绍图书内容和作者，而且涉及版本异同、篇卷稽考及得书过程等，每一篇提要就是一篇学术简介，更加方便了读者。 晚于汉代的南齐时期，王俭编《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1](P907)，创立了传录体这种新的解题形式。传录体强调“知人论世”，通过作者传记体会作者思想，与此相仿者有阮孝绪、释僧佑、道宣、智昇等人所编的书目解题。 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经籍考》，又创立了辑录体这一解题形式。所谓辑录体，就是把众多书目及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某书的解题或评价等相关文字置于有关类下和书下，不管这些评论出自何书，什么目录、史传、文集、杂说、诗话等，“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25](《自序》。辑录体将有关一书的资料汇辑在一起，方便考索研究，极有学术价值。后来，清人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均仿此。 中国古代书目解题形式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时达到顶峰。《四库全书总目》利用官方力量，充分吸收前人图书分类叙录的成就，扬长避短，加以创新，成为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之作。既重视介绍图书，又重视评介作者，“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权惩”[2](《凡例》。对于这些做法，余嘉锡给以高度评价：“《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滋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26](P48) 三种类型的解题形式之所以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变革和有所完善，是因为目录学家根据文献及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进行变通，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推论图书要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时代追求。 参考文献： [1]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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