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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研究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研究很多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未免失之于偏颇。比如对于民族主义理论研究，一般都是强调争取民族独立，却很少注意到孙中山先生有关弘扬民族文化的思想；对于民生主义的研究，一般都强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却忽视孙中山先生的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对三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民族自卑主义与平均主义思潮的批判，做一阐述。 1、三民主义三阶段论 1905年8月，在孙中山先生的一力主持下，各反清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宗旨，正式打出了三民主义旗帜。 在《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阐述了三民主义三阶段的理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也就是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兴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乃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专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统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也就是说孙中山打算第一期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国家，扫除弊政，建立现代教育与经济体制，时间为三年。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的权利义务，悉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人民各循导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行之”。从而最终实现民主共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以上三个阶段，“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孙中山不是那种急于求成的肤浅之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有一个理性的思考。他同梁启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要推翻清政府。所以，他虽是革命派的首脑，其实也还是一个渐进主义者。当然 ，他将军法之治的时间定为三年，将约法之治的时间定为六年，总共九年的时间，便行民主化，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所以1905年的方案尚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当然，也有可能此时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另外，此时的他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尚未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主要是工业化。 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同保皇派的论战中，孙中山进一步解释了三民主义理论，就民族主义而言，他说民族主义并非狭隘的种族主义，“我们不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就民权主义、也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言，针对梁启超认为中国只能行开明专制的论调，孙中山说： “又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而“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说亦谬”。他说：“铁路之汽车，初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了然矣”。“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况，亦犹是耳”。就民生主义而言，对于保皇派大肆攻击而同盟会内部也存在激烈争议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所以，我们中国革命，必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最后，就三民主义问题，孙中山总结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政，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应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三民主义的主要内涵是推翻满清专制、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三民主义三阶段论则是三民主义的实践手段。 2、三民主义理论的发展 自1895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其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后组织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运动”，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但是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理想，“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在这一过程中，面对中国的现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一步走向完善。在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之后，他避居上海期间，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分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部分。这部著作与后来的制定的《建国大纲》以及三民主义演讲系统反映了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思想。 此时的三民主义思想同1905年的纲领相比，更加务实完善。他将完成三民主义三阶段分为军政、训政、宪政。第一步是军政，军政的任务是以武力统一国家，建立一个由现代化派控制的、可以对全国各地发布有效命令的权威政府，使国家趋于稳定与秩序，然后，才能开展以后的政治与其它各项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是训政，孙中山先生对这一阶段的内容作了很大的补充。他说训政要按地区进行，一旦某省的局势完全为军政府控制的时候，就可以解除军政，实施训政。训政时期最重要的内容是办理地方自治（基层民主化），如调查全县人口，测量全县土地、办理全县警卫、修筑四境道路，人民开始进行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训练。然后民选县议员，民选县官等等。另外还要进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工作，由地主自报地价，地方政府照价征税，也可以照价收买。而且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所增加的地价，一律归公。至于节制资本，孙中山也拟定了一套方案，主要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对于有独占性的事业，如铁路、道路、电信等均由国家统制。第二，对资本家要征财产所得税与遗产税，以防止财富的过分集中。第三，发达国家资本。除此之外，在筹备地方自治时期，还要发展教育，实施社会福利制度，实现经济现代化等。为此孙中山制定了庞大、周详的经济现代化方案。这些都是通向实现三民主义第三阶段的必备前提条件。凡一省所有的县份都完成了地方自治任务，就可以推行省内宪政。由国民代表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的监督，但省内国家行政，由中央指导。这个时候，中央与各省的权限，采用均权制，凡是有关全国性事务，由中央管辖。地方事务，则由各省自行处理，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分权。第三步是宪政，当全国大部分省份完成自治工作之后，就开始宪政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完成阶段。宪政开始后，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这样中央的统治权就转归国民大会，军政府统辖权力的时期至此结束，国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罢免权，对国家法律有创制权与复决权。宪政时期，中央政府设五院，行使五权分治。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政院下设内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交通部。在宪法没有颁布以前，中央各院长、部长均由总统任免督率。当国民大会成立，宪法颁布后，国民就可以依宪法举行大选。军政府在选举完成之后的3个月，自动解职，将权力转交于民选政府。 这样，现代化任务就基本结束。至于从军政到宪政需要多长时间，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认为不出10年。这个时候，不再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只规定了每个阶段的任务，而且认为只有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才能往下一阶段过渡，是不可逾越的。这一观点在孙中山晚年的著作《建国大纲》中，得到集中的反映。到晚年，孙中山日益重视训政阶段的工作，尤其强调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在《建国大纲》中，在谈到民族、民生、民权问题时，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建国大纲》的第一条讲国民革命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建立以五权宪法为主体的中华民国。第二条就强调“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的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业的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房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在阐述了三民主义的目标之后，就详细地规定了三民主义三阶段所应该进行的工作。 3、反对民族文化自卑主义 孙中山先生学贯中西，对中西方文化的长短都有切身的体会，尽管他一直在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为中国现代化努力，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日益盛行的民族文化自卑主义，诸如儒家文化是吃人的，古书有毒，京剧不能看，中医是骗子等等极端、荒唐的论调，孙中山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三民主义演讲》中，他说：“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一间厅堂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象这些现象，有许多祠堂和家庙都是一样的”。然后孙中山说：由此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也就是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它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说忠于民是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呢？”他说我们要做一件事，只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认为只有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国族团体之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讲到中国的固有之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那就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他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只要稍加改良，就可以适应新的形势，起衰振弱。所以，对于这些原则，“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此外，孙中山还说《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是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的”，这自然也是要保存与发扬的东西”。应该说后来东亚现代化的辉煌应证了孙中山先生的论断。儒家思想中的理性、实事求是、重视知识、勤奋进取、注意社会秩序等等精神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现代化成功的前提条件。 4、反对平均主义 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欢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颇多褒扬，但是对当时苏联共产党人的建设方针，也就是平均主义，颇有批评。为了加强人们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尤其是让年轻的共产党人接受他的三民主义，他在晚年非常忙碌之际，特地于1924年的一月到八月，就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做了十六次讲座。毛泽东也听过孙中山先生的讲座。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求聪明才智的假平等，而是在政治地位上，求出发点的真平等，要从真平等的立足点上，发挥各人的聪明才力，来为众人服务，为国家造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专制发达之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因为有这种人为的不平等，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革命始意是打破人为的不平等”。如果真的相信天生平等，“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也就是不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无论收入，享受绝对平等。孙中山认为这是不顾各人立足点的“平头的平等”，“是假平等”。“说到社会上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根据天赋，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象这样讲来，才是真正的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人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的高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社会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我们讲求民权平等，是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也就是强调机会的均等，而不是分配享受的绝对平等。如果使才智之士同愚劣之人在报酬上平等，使勤奋的人同懒惰的人同一收入，必然会挫伤才智勤奋之人的劳动积极性，使社会趋向倒退，民风趋向怠惰，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假平等，结果俄国历史发展出现了倒退。我们中国以前照搬苏联的模式，搞人民公社、国营企业，大搞平均主义，其结果也同样危害了国家的进步，甚至历史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总之，孙中山先生留下的三民主义，这一中国现代化方案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财富。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也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在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在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在中国人日益自信的时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