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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战 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整体趋势是走向深入，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的欠缺、学术评论的缺位，以及在理解新出资料上出现的某些偏差。 （一）理论思考 尽管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没有放弃对历史理论的思考，但相对来说，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对实证的热情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理论分析，缺乏对中国历史发展路径的更多的原创性解释。我们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酋邦”、“父家长制”、“贵族社会”、“唐宋变革”、“内卷化”等都来自域外，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如“历史的书写”等则是在它们在其发生地热度减弱之后才引起我们的重视。高度模仿现象显示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存在的重大缺陷。 对理论关注度不足并非出现于今天。由于对以往给历史研究工作带来不良影响的“以论带史”的反感，研究者懈怠于宏观和理论问题的思考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理论的理由。理论和方法是一门学科的魂魄，中国史学发展史清晰地显示，中国历史学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与史学观念的改变、史学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离我们最近的事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学的成绩。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中，我们打破了不符合学术规律的思想枷锁，提出了许多富有朝气的思想创新观念，从而促进了中国历史学整体性进步。这就是说，离开了对理论的思考和探索，我们研究工作的价值将会大大降低，我们前行的步伐也将减慢。 （二）问题意识 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史的不同断代都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一些评论者将之归咎为选题重复。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选择了同一个题目，而在于能否在题目中寻找出更多的历史意义。什么是问题意识？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自明，实则有讨论的余地。问题的出现总是时代性的，也总是与新的资料有关。是否具有问题意识的最重要标志在于我们是以描述式的眼光抑或以分析式的方式介入研究工作：在前者，只有对历史的复原或重建，而研究者选择的研究对象的价值或完成重建目标后的分析则不在考虑之中；在后者，研究工作始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判定，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终止于对历史“真实性”的判定，而是延续到必要的分析说明。尽管提出和解决问题与研究者的个人才具有关，但一个好的问题总是来自于对学术史的认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对历史的新的发问。 与问题意识相关的是研究工作的“碎片化”。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是近年来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笔者在阅读相关论文和在多个研讨会场合中看到了关于这个议题的分歧和激辩。“碎片化”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因而也是一个悠久的话题。近半个世纪前，西方史学界即发生了“宏观历史”论和“微观历史”论的论争。一方面人们承认微观历史所做出的贡献纠正了“那种建立在薄弱基础上的冠冕堂皇的结论”的偏差，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随着小型研究成果的积累数量日益增加，它与历史学对整体要求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而如果没有一个“宏观历史”结构，就不可能将“微观历史”现象“纳入范围庞大的论述中去”[14]；同时，“微观历史学”不能逃脱更大的结构框架[15]。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活动始终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碎片”。第一种是研究工作必有的“碎片”。由于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知识范围和研究领域，而历史研究必须从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开始，且对历史细节的澄清是对历史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前提，因此“碎片”是历史研究程序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第二种是缺乏问题意识且止步于琐细目标的“碎片”。这样的研究也有其价值，但意义有限。尤其是当一个时代的多数学者都倾心于此，将人类历史活动复杂变化的现象割裂开来，形成“碎片化”的研究风气，历史研究工作将不会得到推进。尽管一个学科需要在大视野、大问题与具体研究之间寻找平衡，尽管不同时代因学术规律制约而表现出特定的研究取向，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质和旨趣都有其价值，但从根本上说，作为整体性的历史学科需要起于“碎片”，却不能止于“碎片”。 （三）学术评论 所有学术研究活动都存在学术评论，但学术评论是以自发的抑或是自觉的方式出现，其意义大不相同。自发的学术评论工作大都是随机性的，而自觉的学术评论工作则具有明确的学术针对性。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自觉的学术评论工作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引领学术发展、推动学术进步的学术评论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大约有两点：第一，与一般研究工作不同，学术评论要求评论者不仅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还应当对学术发展的趋向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一篇好的学术评论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大于一般问题的研究。第二，评论必然要涉及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著作，评论也并不总是赞扬和肯定。虽然我们常说学术评论是对事不对人，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评论者和被评论者的纠葛不时溢出学术范围，从而限制了学术评论工作的开展。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我们仍应当正视，一个学科如果缺乏有效的学术评论活动，学术进步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最近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创办了《历史学评论》，这是一份专门性的学术评论杂志，范围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我们提出了对学术评论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即学术评论最重要的意义是引领学术事业的发展，而其具体规划则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在认真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和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思考史学发展的大势，探讨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在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第二，考察一个时代学术精神和学术追求的各种表现；第三，立足学术前沿，分析热点和难点、各种学术问题出现的原因和研究的态势、学术现象变化的趋向，以及研究活动显现或潜在的价值和困难，并对研究工作进行前瞻；第四，对不良学风进行批评，保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第五，分析科研机制和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6]。我们也期待着通过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弥补中国历史学在学术评论方面的缺环，建立起良好的学术评论机制。 （四）新出资料 前文谈到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现象是新资料的不断刊布，以及研究者使用新资料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我们通常都是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新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推进，我们也期待新资料能够成为重建古代史的重要基础[17]。然而如何更为稳妥、更为准确和更为有效地使用新资料，我们可能还欠缺理论上的自觉。当下关于新出资料与历史研究关系的基本问题可能是：新出资料的价值如何认定？新出资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新出资料与传世资料以及其他资料的关系如何认识？相应的理解便是：第一，新资料是否需要接受对其真实性的评估？在有的研究者看来，较之传世文献，新资料更接近历史原貌，特别是那些档案文书之类的资料，是真实性确凿无疑的资料。而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所有历史资料都有人的因素介入，因而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不“真”的可能。即使是被有的研究者视作“第一手”资料的官方档案，也有虚假的可能。例如在尹湾汉墓《集簿》关于高龄者人口数字统计和荆州松柏汉墓户口簿的男女人口数字统计中均发现了造假迹象[18-19]。因此，对待新资料同样要有怀疑精神。第二，新资料公布后的普遍情形是研究者蜂拥而上，有的人以跑马占地的心态仓促撰写文章，发表并不成熟的作品。这种表现与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学风背道而驰，值得学界认真反思。第三，不少使用新资料的论文在宏论之后得出的结论与使用传世文献研究的结论并无差异，这样的研究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或者说，我们使用新资料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是否应该减少或放弃这种意义有限的重复性劳动，将精力集中在努力发现新问题方面，这同样值得学界思考。 （五）电脑技术 电脑技术的使用是近十几年来历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的积极因素是全面的和多重的，然而我们依然要注意到电脑技术环境下的历史学所遭遇的新问题。电子技术新兴之时，域外学者曾批评了数字化的历史学：数字的明晰性、准确性和确定性并不能带来连贯的整体，计量分析也不能重现人类历史的景象[20]。中国的情形则不尽相同。在中国的古史研究领域，由于资料查阅和誊抄时间的节省，电脑技术使用最明显的负面后果是对资料的罗列增多和分析减少，电脑技术只是成为资料堆砌的工具。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电子技术还会不断进步，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也将持续地、深刻地受到它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提高我们对历史“深度阅读”的能力，如何提升我们的史识，值得每一个研究者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