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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这个判断大致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都来自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次，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发问都来自他所处时代遭遇的问题；从而最后，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历史学。同样，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有其特定的人文背景。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总结20世纪西方史学面临的问题时，分析了三种“终结”，即“历史学的终结”、“历史学作为一种学术事业的终结”和“启蒙运动的终结”[15]。这迥异于中国学者的学术场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提供怎样的学术内容？这也许是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实践和所获取的经验让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表现出了不同时间段的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体现了学理和逻辑上的连续性。它不仅在宏大问题和具体研究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更重要的是它将实证作为研究的基础，依然沿着20世纪初新史学建立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路径前行。它的实践和经验在给予我们学术自信的同时，也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 实证保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但历史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使其价值超越了“科学”的层面。实证是研究的手段，它提供的是认识历史的坚实基础，而历史学最有价值的指向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历史研究，我们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来；也启示了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在今天研究资料空前丰富、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研究视角日益全面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理由在研究理念上寻求新的突破，在研究目标上寻找有重大意义的生长点。 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加强不同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每一个研究者面临的问题都是具体的，然而在宏观层面上，所有的具体问题都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就是说，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相通的，从而不同领域研究者的经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学术自觉的勇气，在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时，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在运用于中国古代史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意识如何获得，历史研究的边界和范围问题，如何突破传统课题研究的方法论瓶颈，等等。这些工作的意义不仅可能提升具体研究水准，更重要的是，它有益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的整体性进步。 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⑥，此后的讨论不绝如缕，其研究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不曾断裂的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它的重建和解释无疑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重大贡献，也会对研究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重要参考。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讨，在宏观层面上可以集中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早期文明的产生过程和早期国家的发展路径；第二，王权或王制时代的出现及其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第三，王权或王制时代向皇权或帝制时代的转变；第四，近代化的起点和特质；第五，自然环境和人口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第六，中国历史发展走向中的观念形态。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始于当下，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工作是，将这些问题放在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框架中，运用大量新出资料提供对历史的新认识，提出中国学者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使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求真、致用和益智方面有所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