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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伙领域与合伙形式 传世文献所见元代合伙涉及长途贩运(16)、养蚕纺织(17)、畜牧生产(18)、私盐买卖(19)等领域，黑水城出土合火契约与此不尽相同，编号M1·1031［F209：W59］《李闰通与赵译史合火契》记载二人合火“开米□”以及“各备己本，收买酒米”等，刘秋根先生据此推测为粮铺[9]169，杨印民先生认为是合伙开酒店[10]236。从编号M1·0992［F96：W3］《合同火契》记有“支糯米酒”、编号M1·0998［F2：W14］号《合火契残件》记载“篭床(即蒸笼)”、“黑磁碗”等器具来看，应是开设酒馆和饭馆。 黑城出土的合伙契约共出现赵译史、李闰通、李大使、阿五、曹大五个合伙人名，赵译史和李大使是官员，元代规定诸路总管府下“译史、通事各一人”[11]2316，译使属从事书面翻译的吏员，俸禄为钞八两，米八斗[12]536。这个赵译使除领薪俸外，还合火开酒馆和放高利贷(20)，借以牟取高额利益，是一个典型的官商。与他性质相似的还有“李大使”，元代总管府下的平准行用库、杂造局、府仓、税务等均设有大使，级别从六品至从九品不等(21)，每月俸禄最多可至二十五两[13]538。黑水城出土的户籍文书中，还见有李大使户下田产及应纳子粒数： (上略) 一户李大使见种二麦计大小六培该子粒□□ 叁斗弍升 小麦大小三培计子粒弍斗 (下缺)[14]43如果这个李大使就是合火契中的李大使，那么他家有田产又经营店铺，再加上俸禄可谓资产丰厚。 然而，赵译史与李大使这类官吏毕竟公务在身，不可能将全部精力用于经商，在合伙中主要提供资金成本，只需“出办”“酒器、什物、床榻、桌椅”，便可“在家”坐分其利。李闰通之类的商人，在投资资本的同时具体负责店铺经营，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官商就这样结合起来了。这种因有余财而无力经营才与人合伙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前揭元杂剧《雁门关》剧中主角李存孝“与人同财合本”[15]560，牧主只出羊，由李存孝负责放牧；《水浒传》中杨雄之父潘公“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便与“自小吃屠家饭”但“消折了本钱”的石秀合开肉店，由石秀管账，潘公出本钱出店面[16]594。可见合伙的另一方可以不提供本钱，只需提供人工与技术作为成本。但《李闰通与赵译史合火契》中，二人是“各备己本，收买酒米”，即李闰通也提供资本来收购原料，因而二人的合伙形式是赵译使仅出钱，李闰通既出资也负责经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被简单地定为投资人和经营人的关系，也不完全是资本与资本的合伙(22)，而应被定义为资本(赵译史)和资本＋劳动(李闰通)的合伙。 亦集乃路合伙店铺内的普通劳动者分为两种：第一种为雇佣工，包括负责生产的都料匠和跑堂销售的伙计，这些伙计的工资在立雇佣契时就已言明(23)，不受店铺利润多少的影响；第二种为“伴当”(24)，“伴当”一词来源自蒙古草原，蒙语又称“那可儿”，在早期蒙古社会主要是“蒙古首领的军事侍从”，“除了当战士的义务外，还须履行自己首领的其他使命，如派遣他们作为急递使臣或使者，他们也从事纯经济的事务”[17]148。蒙古入主中原后，伴当不仅为主家服役操劳，行商经贾，“亦佃田主之田，住田主之屋，葬田主之山”(25)，成为主人的家奴。他们由主人发给工钱，或无偿劳动，不直接参与经营利润的分配。这种情况在明朝之后产生变化，《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店铺伙计韩道国便可以与主人将收益三七分利(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