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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是我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的一个民族和政权。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以桓仁、集安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保留的高句丽遗存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从中既可以看出高句丽民族文化的自身传统和地区特征，同时还可以看出与周邻民族和地区文化交流的影响，尤其是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有计划地研究和保护好这些重要遗存，对于研究我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考古和历史是相当重要的。新中国建立以来，辽宁、吉林两省的若干处重要的高句丽遗存已先后被列为省级或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4)2004年我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项目，在于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顺利通过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后，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注释： ①《隋书》卷81《东夷·高丽传》：“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都于平壤城，亦曰长安城……复有国内城、汉城。并其都会之所，其国中呼为‘三京’。”《新唐书》卷220《东夷·高丽传》：“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又有国内城、汉城，号别都。” ②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③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本溪晋墓》，《考古》1984年第8期；1960年在小市镇内发现的另两座，1986年得以发掘，但形制简化，出土物也少，参见《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0期。 ④抚顺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辽宁抚顺高尔山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2期；徐家国、孙力：《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⑤周向永、赵守利、邢杰：《西丰城子山山城》，《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崔玉宽《凤凰山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富品莹、吴洪宽：《海城英城子高句丽山城调查记》，《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许明纲：《大连地区高句丽四座山城略考》，《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1期；杨永芳、杨光：《岫岩境内五座高句丽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丹东虎山高句丽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宽甸虎山高句丽泊汋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曹桂林、王铁军：《铁岭境内五座高句丽山城简介》，《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周向永、王兆华：《辽宁铁岭市催阵堡山城调查》，《考古》1996年第7期；周向永、王兆华：《辽宁铁岭张楼子山城调查》，《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周向永等：《辽宁开原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抚顺市博物馆、新宾县文化局：《辽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第2期；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新宾县转水湖山城》，《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佟达：《新宾五龙高句丽山城》，《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新宾县高句丽太子城》，《考古》1992年第4期；周向永：《西丰城子山、铁岭催阵堡两山城重戍卒营地的相关问题》，《东北史地》2011年第1期；梁志龙、王俊辉：《辽宁省桓仁县高俭地山城调查》，《东北史地》2011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2009年辽宁桓仁县高俭地山城发掘简报》，《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⑥李晓钟、刘长江、俊岩：《沈阳石台子高句丽山城试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辽宁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3期；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2002年Ⅲ区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蓄水设施遗址》，《考古》2010年第1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台子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⑦辛占山：《桓仁米仓沟高句丽“将军墓”》，载《东北亚考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桓仁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桓仁县高丽墓子高句丽积石墓》，《考古》1998年第3期。 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市施家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0期。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石台子山城高句丽墓葬2002—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0期；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沈阳市石台子山城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12)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城山山城2005年调查报告》，《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 (13)梁志龙、马毅：《辽宁本溪市平顶山高句丽山城调查》，《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 (14)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15)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辑安县文物管理所：《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第2期；方起东：《吉林辑安高句丽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第1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树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第11期；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第2期；王承礼、韩叙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考古》196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16)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第10期。 (17)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载《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18)陈相伟：《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简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19)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 (20)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万宝汀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21)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 (22)柳岚、张雪岩：《1976年集安洞沟古墓清理》，《考古》1984年第1期。 (2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载《高句丽研究文集》，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 (24)董学增：《吉林龙潭山高句丽山城及其附近卫城调查》，《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2期；辽源市文管所：《吉林辽源市龙首山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3期；唐洪源：《辽源龙首山再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博物馆研究》2000年第2期。 (2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洞沟古墓群1997年调查测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洞沟古墓群禹山JYM3319号墓发掘报告》，载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2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其中禹山2112号(JYM2112号)在1994年先作过清理，报告见《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28)张福有、迟勇、孙仁杰：《集安蒿子沟墓地调查与东川王陵考》，《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 (29)《周书·异域传》：(高句丽)“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 (30)魏存成：《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附录《桓仁县下古城子高句丽城址1998年调查与试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04－315页；李新全、梁志龙、王俊辉：《关于高句丽两座土城的一点思考》，《东北史地》2004年第3期。 (31)《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十二年(342)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国内城”的全名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这是第一次正式出现。 (32)3世纪中叶，魏将  丘俭攻破丸都城，东川王二十一年(247)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因为此时位于今平壤的乐浪郡仍然存在，高句丽不可能迁移到那里，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平壤有可能是山下平地城。近年有学者提出此时的平壤城应是位于集安东北45公里之鸭绿江上游右岸的良民古城，该城址于1964年被淹没在云峰水库内，参见张福有：《高句丽第一个平壤城在集安良民即国之东北大镇——新城》，《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33)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 (34)方起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和历史》第1辑，1982年。 (35)《册府元龟》卷985，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571页。 (36)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辛占山：《辽宁境内高句丽山城的考察》，《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王绵厚：《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再探》，《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魏存成：《吉林省内高句丽山城的现况与特征》，该文曾于1999年汉城第五次高句丽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之后又收入远方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论文集。 (37)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38)关于中国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前不久笔者再次进行了整理，参见《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对于朝鲜半岛之朝鲜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前不久笔者也进行了初步整理，参见《边疆考古研究》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39)《翰苑》注引《高丽记》：“焉(乌)骨山在国西北，夷言屋山，在平壤西北七百里，东西二岭，壁立千仞，自足至巅，皆是苍石，远望巉岩，状类荆门三峡。其上无草木，唯生青松，擢干云表。高丽于南北峡口筑断为城，此即夷藩枢要之所也。”转引自《辽海丛书》第4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2519页。 (40)抚顺市博物馆、新宾县文化局：《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第2期；迟勇：《高句丽都城的战略防御系统》，载《高句丽研究文选》，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女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2页。 (41)《旧唐书·高丽传》记：“(贞观)五年(631)，诏遗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馀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 (42)梁振晶：《高句丽千里长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43)李健才：《东北地区中部的边岗和延边长城》，《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冯永谦：《高句丽千里长城建置辨》，《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高句丽千里长城“西南至海”段考古调查报告》，载鲍玉春、王禹浪主编《东北历史地理论丛——纪念李健才先生从事东北历史地理研究50周年专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张福有：《高句丽千里长城调查要报》，《东北史地》2010年第3期。 (44)吉林省考古研究室、集安县博物馆：《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第1期。 (45)《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高句丽传》：“(高句丽)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种松柏。” (46)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陈大为：《试论桓仁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年代及其演变》，载《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年；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2期；魏存成：《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魏存成：《高句丽遗迹》第3章第1节，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孙仁杰、迟勇：《集安高句丽墓葬研究》第5章，香港：亚洲出版社，2007年。 (47)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和地理志记载，朱蒙在位19年，死后葬龙山，“大武神王三年(20)春三月，立东明王庙”，其后新大王、故国川王、东川王、中川王、故国原王、安藏王、平原王、荣留王数次去卒本祀始祖庙，说明东明王庙和王陵始终都在卒本、即今桓仁之地，而不在集安，也不在平壤。高句丽第28位王宝藏王葬于西安附近。第21至27之7位王，以往多认为是葬于朝鲜半岛平壤地区，近年也有学者提出仍葬于集安，墓葬的类型皆为大型封土石室壁画墓。参见张福有、孙仁杰、迟勇：《高句丽王陵通考》，香港：亚洲出版社，2007年。 (48)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林法：《集安麻线高句丽碑小识》，《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徐建新：《中国新出“集安高句丽碑”试析》，《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魏存成：《关于新出集安高句丽碑的几点思考》，《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孙仁杰：《集安高句丽碑文识读》，《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耿铁华：《新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张福有：《集安麻线高句丽碑探综》，《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 (49)魏存成：《高句丽考古》第2章第4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刘宣堂：《中国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与辽东、辽西汉魏晋壁画墓比较研究》，载韩国高句丽研究会编《高句丽研究4·高句丽古坟壁画》，首尔：韩国学研文化社，1997年；耿铁华：《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 (50)这5座积石石室墓是折天井墓、禹山下41号、山城下798号、山城下1408号、山城下1405号；1座积石砖室墓是禹山3319号；24座封土墓中角觚、舞踊、三室、四神、冉牟、环文6座墓报告于1940年在日文《通沟》下卷中发表，龟甲莲花、散莲花、美人、通沟12号4座墓当时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简单报道，新中国建国后又重新清理了通沟12号墓和三室墓，其余14座是新发掘的，即麻线沟1号、山城下332号、长川2号、山城下983号、长川1号、长川4号、下解放31号、五盔4号、五盔5号、万宝汀645号、万宝汀1368号、山城下1305号、山城下1407号、东大坡365号。2008年出版的《高句丽古坟壁画研究》又增添了6座，但介绍简单，也没发表线图，其中封土墓5座：JYM2174号、JWM0709号、JWM1022号、JSM0491号、JSM1020号，积石石室墓1座：JSM0725号。 (51)张福有、孙仁杰、迟勇：《高句丽王陵通考》，香港：亚洲出版社，2007年。 (52)耿铁华、林至德：《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魏存成：《高句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5期；乔梁：《高句丽陶器的编年与分期》，《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53)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4期；魏存成：《高句丽马具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王巍：《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下编第2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4)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桓仁五女山城、沈阳石台子山城、凤城凤凰山山城、吉林市龙潭山城、集安洞沟古墓群、集安丸都山城与国内城、柳河罗通山城、通化市自安山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