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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捍卫东北边疆主权，抵制沙俄侵略 首先，在庚子事变期间，主动请缨，只身赴俄军营进行交涉。庚子事变期间，沙俄利用中国政府无力应付之机，在东北地区大举从事侵略活动，先后攻陷瑷珲、墨尔根等城市，随后又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程德全主动请缨奔赴前线，黑龙江将军寿山任命程为营务处总理，负责和沙俄交涉事宜。程德全领命后，顾不得将眷属妥善安顿好，就奔赴前线。行至博尔多，适遇河水陡涨，数万溃兵和难民被阻于北岸，处于俄兵的攻击范围内，情势极为紧张。程德全冒险渡过河去，收编溃兵，疏散难民，局面稍安。接着，孤身来到俄军兵营，经反复交涉，俄将方答应“不攻省城、不杀无辜、不掠财物”［2］731，程乃返回省城齐齐哈尔向寿山复命。 8月，俄军因翻译姜某的挑唆，怀疑程德全与寿山欲搞诱敌深入之计，下令列炮攻击省城，程德全闻知后，立即飞身上马直奔俄营。在交涉现场，沙俄军官当着程德全的面，下令向省城发射炮弹，程劝阻无效后，只得扑向炮台，用身体挡住炮口，被沙俄士兵拖离，如此反复数次，仍未能阻止沙俄的军事行动，程乃投江自沉，沙俄军官感其不怕死的勇敢举动，方下令停止发炮。事后，程德全又一再拒绝沙俄欲令其继任黑龙江将军的建议。清政府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擢升程德全为直隶州知州。1902年，经吉林将军长顺奏请，程德全被派往三姓处理与俄交涉事宜。随后，吉林和黑龙江将军多次上书朝廷，要求破格提拔程德全。1903年冬，程德全受到两宫接见，并晋升为道员，旋加副都统衔。1905年，清政府任命程德全为署理黑龙江将军。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首次由汉人担任这一职务。1907年，清政府在黑龙江设省后，又破格任命程德全为署理黑龙江巡抚。 其次，在署理黑龙江将军和巡抚期间，负责对俄交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程署理黑龙江将军和巡抚后，在与沙俄的交涉中，继续据理力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少国人在对外交涉中多持妥协退让态度。与强邻接壤的黑龙江更是出现了众多在对外交往中一味媚外示好、奴颜婢膝，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宵小之徒。其中依仗自身通晓外语，在对外交往中欺上瞒下、通风报信、搬弄是非的翻译人员（通事）不在少数。其情形的严重性如程德全所言：“近来通事，倚恃俄势，扰害乡民，无恶不作，所在皆然。”［2］274程德全本人在庚子交涉中就差点因翻译姜某的挑拨而死于非命。 程德全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对所有卖国求荣、依恃外力的民族败类一向深恶痛绝，必严惩而后已。经他亲自上奏朝廷，就地正法的通事（即翻译）就有吴志肖、马甸甲、张海讪、王振山、王中山、李功山、冯希增、王文渡等。 在对俄交涉中，程德全一向坚决主张要维护国家主权，“当以不失主权为宗旨”［2］839，“总以外人不侵我利权为要”［2］821-822。他认为，外交家的工作“不外乎维持交际之和平，增进国家之名誉”。因此，“交涉而但论强弱，不论是非，虽徼利于一时，恐非全球列邦所公认，其不贻国家羞者，盖鲜”［2］96、797。他一再强调：“主权所系，存亡所关。”［2］785尤其是在对俄交涉中，必须以“不侵碍中国土地及妨碍其主权”为前提，更“无劳他人越俎”［2］1030。但程德全并非不知敌强我弱这一基本国情的愚顽颟顸之辈，他的捍卫国家主权是据理力争，进退有据的。他主张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在中外交涉中尽量减少国家利益的丧失。一时难以据理力争的，可以暂缓交涉，采取拖延战术，或假以时日，以待局势变化、有利于我时再行定夺；或推由有关当事方直接应对，总以尽可能多地维护国家权益为前提。 在商议东三省开埠方面，程德全主张暂缓实施，原因在于沙俄势力在东北地区已无孔不入。商埠的开设更有利于外国势力的侵入，而不利于国家主权的捍卫，因为东北经济很不发达，能够用于交换的土货实在是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遽开商埠，利害得失显而易见。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开埠后，沙俄“必使关道皆为彼合谋通气之人，然后攫权争利，得以为所欲为”。况且，“国际边情所关方大”，“在我不过仅易一关道。而此后太阿授人，仍蹈前辙，哈埠为吉、江交涉枢纽，将来如实行两省交涉归并之议，则东方大局权操自人，铸错复成，挽回非易，前车不远，可为警心。”［2］863即便要开商埠，也以自开为主，“要在不失主权，不可令外人搀越为目的”［2］865。 程德全对朝中无人、在对外交涉中屡屡吃亏的结果深感遗憾和无奈。他在致友人书中，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外部毫无定见，一任夫己氏播弄”，“阳托整理边圉之名，而蚀边之巨蠹，则听其祸及全省，牵掣大局，独与舌敝唇焦之边吏为难，此尤百思不解者。”［2］841-842在这种“时事愈坏，牵制愈多”的情势下，程德全大有报国无门、宏愿难遂的感慨，只能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减少利权的丧失。他之所以重用宋小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宋在对外交涉中，能够不畏强权，敢于折冲樽俎，虎口夺食，为挽回国家权益，据理力争，并每每有所收获。 1905年7月，程德全奏准由宋小濂接替周冕办理黑龙江铁路交涉事宜。在程德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交涉，最终宣布废除周冕与俄方签订的所有合同，重订购地和伐木合同，收回了不少原先丧失的权益：“不惟呼兰、诺敏、浓浓等河毫未拨给，而地段亦减缩十分之九。”在提高购地价格等方面，也有不少收获［2］1096-1097。 在俄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宋小濂在程德全的全力支持下，能据理力争，虎口夺食，将大量有可能丧失的国家权益争取回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外，在对外交涉的某些特殊情况下，主事者如果举措得当，进退有据，并非只有丧权辱国的唯一结果。 再次，移民实边，使东北免遭沙俄侵略者蚕食。清朝建立后，东三省因长期实行封禁政策，开发严重滞后，与内地的距离越拉越大。黑龙江地处边陲，情形更为严重。1904年，程德全在上军机处的奏折中说：黑龙江的西、北、东三面，“与俄仅隔一江。自咸丰八年订约以来，彼族极意经营，沿边数千里屯堡相望，星罗棋布，骎骎乎有日逼之势。而我则黑龙江右岸上自呼伦贝尔起，下至松花江口止，四千余里，中间除瑷珲一城外，余均荒凉空旷，渺无人烟。”“庚子之后，瑷珲不守，两省边境六七千里，任人出入，遂在若有若无之间。”他认为：“（若）不早设法经营，恐彼潜伺，日益搀越，后将无从入手。”［2］797他始终强调：“迁民实边为江省根本之计，练兵剿匪为目前救济之方。”［2］459其他工作都应围绕并服务于这一中心工作。他指出：为抵制强邻侵逼，移民实边一事必须预为谋划，早日进行。在应诏觐见两宫时，他就提出：“江省地旷人稀，俄人蓄志南侵，非有人民，难资抵制。目今办法，急须殖民实边。而殖民又以招户垦荒为起点。”［2］765后来他又一再提出，要抵制俄国的侵略和渗透，必须移民屯垦。“惟抵制无如屯募，屯募必须迁民”。在敌人加快侵略的情况下，这一工作尤需抓紧进行。“敌患日迫，隐忧滋深，吉、江两省与俄接壤之处，愈不得不以设官殖民为急务。”［2］876、877 由此可见，程德全之所以竭力呼吁开发东北，移民实边，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或局限于发展经济等方面的考虑，而是将其与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主权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开发东北，“生聚日繁，于辟荒之中，寓实边之意，立御外之规，并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2］339他是在充分认识到东北地区在全国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后，才一再呼吁当政者注意、内地兄弟各省支持开发东北的。他指出：“东三省为国家根本，处蒙古尾闾，根本动摇则全局瓦解，尾闾截断则诸部风靡，诚恐东方有事，燕京必危，燕京既危，中原随之。”［2］423又说：“东省安危所系，即内地存亡所关，今日欲保我东省，非以全力并日经营不可，欲以全力并日经营，非各省协助巨款不可。”［2］850历史早已一再证明，程德全并非是在故作惊人之论。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帝国主义就确立了先征服朝鲜、继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即东北地区）、再征服整个中国和亚洲、最后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步骤，甲午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就是这一罪恶的侵略图谋的分步实施，但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人响应程德全的冷静呼吁。 尽管如此，程德全还是一再地向朝廷和各方人士阐述自己统筹开发东北的见解。在他看来，黑龙江积弊甚深，势非详细规划、统筹解决不可，小修小补、小改小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已于事无补。在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时，程德全上奏朝廷，条陈六事，提出垦荒亟宜变通、瑷珲难民亟宜安插、厘捐亟宜变通扩充、田房税契亟宜举办、散兵亟宜设法收抚等主张，而“安插难民，收抚散兵，尤为先务之急”［2］28-29。 日俄战争结束后，程德全先后向朝廷上送了《密陈东事日迫亟宜全力经营折》《统筹善后十四条折》等奏折，深入分析了战后东北三省面临的危机形势，提出了综合治理黑龙江的基本思路。其中，程德全强调得最多也是用力最多且常抓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件事就是招民垦荒、迁民实边。自程担任直隶州知州、齐齐哈尔副都统时起，他就开始谋划如何加快黑龙江的开发。 为鼓励内地向黑龙江移民垦荒，程德全主张，不仅要免除开荒后一定年限之内的赋税，而且要为移民者提供免费交通服务，要在内地设立机构，“随时查有赴江人民确数，即由局员分给票照，先期禀明邮传部，转饬铁路各总办并招商总局，验明票照，一律放行”，并“准将所需路价轮船费概行豁免”［2］610。 为充实开垦黑龙江边地的移民群体，程德全甚至提出，可以将内地各省违法犯罪者中罪行较轻的，遣发黑龙江，“其家属愿随者听之。为奴人犯改为充当苦工五年，安置人贩则充当苦工一年，均于到配时，酌拨各地方官严加管束，俟年满后，察其人尚安静，酌拨边境设官处所，编入农籍，计口授田，俾其垦种。是国家不费一钱，数年之后，增出边氓，当可渐期繁盛。”为鼓励罪犯家属随同前往黑龙江，可“悉由官为资送。凡犯属及押解员役经过沿江沿海乘坐轮船及关内外火车，均请免价，以纾官力。”在他看来，如此做法“内地可省解配之劳，边疆则可得殖民之益”［2］613。可谓一举数得。 在程德全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黑龙江的垦荒和开发事业快速发展起来，一改此前呼吁多、行动少的冷清景象。以通肯地区为例：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前，虽已放荒多年，但“迁延年余，竟未放出一垧”。原因在于“旗交押租，民人承佃”的政策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程德全改变办法，规定：对于旗营屯地，垦户认领后，因未交押租，需缴纳京钱六吊三百文，将地变为己产，所交京钱一部分交给旗户，一部分作为生息资本，解决失地旗户的生计问题。对于散户所领土地，除原交押租外，每垧另交京钱三吊一百五十文后，即变为私产。［2］80如此变通后，民人认领踊跃。 放荒招垦的成功推进，募集到了大量发展黑龙江各项事业所急需的宝贵资金。到1906年12月底，仅在郭尔罗斯、札赉特、杜尔伯特各蒙旗及通肯、巴拜等段并甘井子、讷谟尔河各处，就收进押租400多万两［2］593。据有关研究，前后共收押租五六百万两［3］。这在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内地的黑龙江省，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款项。新政期间，黑龙江地区新式教育的创办、实业活动的开展、官僚机构的日常运转等，经费赖此颇多。 第四，修筑铁路，捍卫东北边防主权。 发展经济，交通先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铁路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程德全指出：“商业之盛衰，视乎运道之通塞。”［2］536其中铁路的重要性占有突出的位置。“国势之强弱，视乎商务之盛衰，而尤以铁路为命脉。”［2］321不仅如此，铁路在维护国家主权中也有其重要意义。“方今世界各国，咸以交通为国家命脉所关”［2］518。程德全清醒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铁路修筑到哪里，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权益丧失到哪里。对于经济落后、防务薄弱的黑龙江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他指出：“江省僻处极边，为东北屏蔽，而黑龙江城尤居形胜，乃自东清铁路开通，不独险要全失，而商货之流通，官家之转运，均仰息于人，一旦有故，则声息不通，坐困一隅。”因此，他明确指出：“非修铁路别无抵制之方，亦别无振兴商务之计。”［2］321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抵御沙俄的侵略，程德全一再向清政府提出要自修铁路，但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早已为巨额的对外赔款所冲破，纵使内心欲有所作为，也无力为之。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却在步步紧逼，由其控制的东清铁路公司一再提出要修筑由昂昂溪、哈尔滨向北的两条支线，连接省城、呼兰、瑷珲和绥化等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只好另想办法，自行筹集资金修筑铁路。在他的构想中，拟先修筑从哈尔滨江北马家船口起，北向呼兰，曲达绥化，直接黑龙江城的1 000多里干线，然后再修筑从对青山到呼兰、由昂昂溪车站至省城的两条支线。在他看来，“如此南北衔接一气，呼应自灵，商务之起色可翘足而待，即经营边防亦易措手矣”［2］322。 为免对俄交涉陷于被动，程德全于1907年奏准修筑齐昂铁路。经过两年的紧张施工，于1909年9月竣工，10月正式通车。该路总长虽只有50里，用的是只有1米宽的窄轨，而且因遭到俄国人的抵制，无法与中东铁路连接，因此使用价值不大，且运费高昂，但它是东三省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对于抵制沙俄在修筑铁路过程中大肆侵夺中国利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