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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关 键 词】柳诒徵/《国史要义》 【作者简介】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称：“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①斗转星移，百余年弹指一挥之间，中华民族已于“极销沉沦丧”之境，再度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初迫于西方殖民主义之威，被迫取文化守势而打出的“国学”旗号，随着国势的增强，开始呈现“出击”之势，一时世界纷纷建起“孔子学院”，讲国学成了大时髦。然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初陈寅恪氏所挽王国维之词，竟然成了谶语。历经百余年“西潮”的冲涤，千年一脉传承下来的文化，“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②。以至于今日，原固有学术文化的核心知识体系及观念，除了“封建糟粕”的负面意义外，已鲜有人能不误读地洞悉其“义”，晓畅其“谊”了。传统学术文化的语言“能指”(signifiant)，因失去其原文化的语境依托，与其“所指”(signifie)早已渐行疏离，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关联，而不得不依赖于“文化的翻译”③。文化传承面临的尴尬，使得近代那些“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的学人著述④，很自然地成为我们进入传统经史之学的津梁。其中以史学言，柳诒徵先生的《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张尔田《史微》的迂旧，又不像何炳松、李大钊、杨鸿烈等专以西法论者与传统史学的隔膜，庶几可以视我们走向传统史学之“澄明”的津梁。 一、柳诒徵之行实 《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陈寅恪谈史学研究，亦每言“同情之理解”，云：“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以理解《国史要义》，惟先了解柳氏其人其世，方可构成对其旨趣的“了解之同情”⑤，包括其中的故典与“今典”⑥。 柳诒徵，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号劬堂，江苏省丹徒县(今属镇江市)人氏。生于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公元1880年2月5日)，卒之日是1956年2月3日，一生历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年7岁，慈父见背，以家贫，随母鲍氏至外家，就鲍氏书塾读。柳母督教甚严，先生学习亦极刻苦。光绪二十一年(1895)，先生17岁，中秀才。后辗转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江阴南菁书院、南京钟山书院，从缪荃孙、黄以周、李瑞清等名儒学，卒业后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等，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先生随缪荃孙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国后在南京与茅谦、陶逊等创办思益小学堂，是为南京第一所新制小学。后又任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学堂、江南高等商业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教员等。辛亥革命时，先生曾任丹徒县临时议会副议长、镇江(府)中学监督。1914年2月，先生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先生以东南大学学潮故，再度北上，先后执教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先生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同时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等职。抗战爆发后，先生辗转西南，先后讲学于国立浙江大学、国立贵州大学。1938年，先生至重庆，应邀再度出任南迁的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先生以学识德望遴选为首批部聘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复回南京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兼任国史馆纂修。1948年，先生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殊荣。1949年，先生以年届七旬申请退休，获批，移居上海。是年5月，上海解放，先生受新政府之邀，出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任图书组主任。1951年，上海筹建图书馆，先生受聘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时值盛世，先生日以读书校书为乐。年七十六，以脑淤血疾卒。 以上是柳诒徵先生行实梗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