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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诒徵其世与其所持之文化理念 柳诒徵先生所生之世，恰值中国千年未有的钜劫奇变，其危不独国家将亡，其绵延承续几千年的文化，亦不无泯灭之虞。当其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其痛苦之巨，已非今人所能想象。文化的自卑、沮丧与焦虑，交织着对国家政治前途的焦虑，在当时渐渐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情结在全社会漫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文化运动一些激进者自遣式的文化批判。“盖晚清以来，积腐爆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⑦柳诒徵先生的这些论述，要亦反映清季民初之时，内外事势压迫之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存续进退的曲折艰难，与吾国人的心态。 无疑问，柳诒徵先生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不仅著述等身，而且多是筚路蓝缕、堪传于世的巨作。但是柳诒徵先生在新史学、新文化的发展史中，扮演的却不是一般所认同的“革命”角色，而是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重镇。 柳诒徵先生之被一般目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缘于他与“学衡派”的密切关系。1922年1月，由留美教授梅光迪等发起，集聚了一批东南大学同道，共同创办了《学衡》杂志。其时《学衡》诸君，高擎“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名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认知，独取它径，而与北京大学中一些新文化人士形成对垒论战，时人称之“学衡派”。《学衡》初创之时，主将吴宓曾以“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故⑧，属柳诒徵先生草拟《发刊词》申述办刊旨趣。在此后的日子，先生力襄《学衡》，除连载《中国文化史》外，亦有《论中国近世之病源》、《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等有影响的宏文刊发，是该刊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其“领袖群伦”，俨然“学衡派”“中流砥柱的力量”⑨。 “学衡派”与“北大派”的南、北对垒，对有关中西文化的问题展开争辩，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重要景观。当时钱穆尚在中学执教，然其讲授《国学概论》时，已将二者的论辩以专章作过介绍⑩。晚年钱穆仍有回忆说：“民国初年以来，陈独秀、胡适之诸人，先后任教于北平北京大学，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新文化运动，轰传全国。而北京大学则为新文化运动之大本营所在。”“民国十年间，南京中央大学诸教授起与抗衡，宿学名儒如柳诒徵翼谋，留美英俊如吴宓雨僧等，相与结合，创办《学衡》杂志，与陈、胡对垒。”(11)而民国文史大家钱基博，在述及此景时亦称：“丹徒柳诒徵，不徇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12)此为柳诒徵先生与“学衡派”瓜葛的大概。 柳诒徵先生虽被目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是他与先时“国粹派”的文化理念，还是相去径庭，不能作同日语。柳诒徵先生之所以能为游学欧美、通晓新学的“学衡派”诸君所重，咸推之属草《学衡》创刊弁言，而且他在《学衡》发刊词所倡“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名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亦能成为“学衡派”认同的核心理念，实与其一贯学术主张以及其融通中西学术的素养不无关系。此足说明柳诒徵先生秉持的文化理念，决不在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对那些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满。柳诒徵先生认为：“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决不可妄自菲薄；凡“中国所尚，欧美所无者，一概抹杀，不敢提倡”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在今日亟宜觉悟”。先生决绝地指出：“洋奴之习不蠲，中夏之道不明！”(13) 在所著《中国文化史·绪论》中，柳诒徵先生曾经指出，历史研究，应以比较之视野，“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14)，并以“吾文化独异于他国者”揭出令人深思的三题：一中国幅员广袤，世罕其匹，前人之所以开拓抟结为此者，其原因何在？一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其吸收同化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相忘，其容纳沟通的原因何在？一中国所历年祀久远，相承勿替，成为迄今独存的古文明，其原因何在？(15)柳诒徵先生认为，幅员如此广袤，融合民族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之并世无俦的中华民族，其文化绝不可能虚无价值，而必有一伟大的文化力量蕴寓其中！因此，尽管当时中国仍处在前所未有的危难之中，先生仍充满自信地提出“中国文化西被”问题，要以伟大的中华人伦文化，拯西方“物欲”社会的宿弊(16)。柳诒徵先生曾于其《中国文化史》，特引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篇》的观点说：“东方文化一语，其内涵之意义，决非仅如国故之陈腐干枯。精密言之，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或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之义蕴。”(17)因此，只有理解柳诒徵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续统意识，以及护持、复兴民族文化的担当精神，才能理解《国史要义》背后支撑的文化深意。 (责任编辑：admin) |